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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玉梅:青春 泥土 還有我
          日期:2022/4/1 19:05:16 人氣:21

          1970年4月1日,是我新生活的第一天,這天,是我們開啟波瀾壯闊人生的第一天,也是我們經歷跌宕起伏人生的第一天。此后50多年的種種,都是因為這一天。


            那天我15歲零87天

          1970年3月30日,有點冷,應該沒太陽。
            那天,我將告別父母遠赴他鄉。出門的時候不敢當面和他們說再見,怕哭,就只敢站在廚房的窗外隔著紗窗說,爸媽,我走了。


            紗窗油膩膩的,我以為它擋住了我的視線也就擋住了我的憂傷。
            那一天,我15歲零87天;那一別,便是10年。


            上海的老北站,不知從哪天開始便日日沉浸在悲哀里,它送走了不計其數的少年學子,徒增了萬千父母從此無盡的牽掛。
            上海的老北站,在那幾年里,目睹了無數家庭的分崩離析,它見證了上一代人的悲傷,見證了下一代人的彷徨。我們將走向哪里去向何方?哪里才是我們的歸宿?


          1970年3月30號,老北站的站臺上,又一次被離去的和送行的人塞得人山人海,到處都是父母擔憂的眼神和即將遠行的我們無措的臉。車上車下一片嗚嗚咽咽,突然,火車震動緩緩前行,只是瞬間,車廂里爆發出一聲撕心裂肺的哭喊,轟的一下點燃了整列火車。老北站,再一次被眼淚淹沒,一雙雙舍不得放開的手被火車拉的老長老長……


            那年姐姐已經去了吉林插隊小弟又太小,爸爸是走資派不能到車站來,送我的只有媽媽。火車開了我們哭了,我拼命睜大淚眼找媽媽,媽媽遠遠地站在人群外,我想她一定也在流淚,剛過完15歲生日的小女兒,帶走了當媽的一顆心。


            我從小在華師大長大,馬路對面的盤灣里倉庫有條鐵路,也有個車站叫西站,是我們進出上海的必經之路,當火車經過那里的時候,有人看到有一個小男孩在鐵軌旁追著火車跑,結果被絆倒摔了,他們說,那是我小弟。


            從那以后的十年,來來去去都要經過那里,每次走的時候,一過西站我們就有種西出陽關無故人的悲哀,家,又一次離我們遠了。而每次回來,只要看到西站就知道,我家就在那里,心中立刻充滿了溫暖。


            上海西站,我曾經和家一樣魂牽夢繞的地方。
            火車上的離愁和悲哀被隆隆的列車一路扯出上海,一點一點淡出了家長們的視線,看不見了,遠去了。車上沉悶的氣氛一直持續到送餐,不知是誰站立不穩摔了飯盒,飯香菜香混雜在一陣發泄般的狂笑里,空氣活了,人也活了,至此,車廂里飄滿了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情緒。


            我的青春在土里

            綠皮火車走了一個晚上終于停了,還好,時間不長,說明我們離家并不太遠。
            傍晚,大巴車帶著我們風一程雨一程趕到村子,透過車窗看出去到處都是泛著紅褐色泥水的水塘,非常渾濁,被雨水濺起的水花起起落落,空氣很濕,心情也很濕。后來我們才知道,那一片一片的泥塘是水稻田,是我們將要揮灑青春的地方。


            我們河嶺大隊一共11個知青,6個女生分三個生產隊,都在大隊部所在的地方,相隔不遠。5個男生去的生產隊在山那邊,是個有電燈電話的地方,當夏天的某個傍晚我們第一次走到山那邊的時候,被屋里屋外的景象驚呆了。


            我所在的生產隊給我們提供的是一間很狹小但鋪著地板的房間,三月末的江西陰雨綿綿,和那些泥地的房間比,我們這里就是天堂。于是6個女生全部蝸居在這里,擠兩張床。


          4月1日,到農村的第一個早上,在恍恍惚惚中醒來,感覺還在火車上,有節奏的搖擺依舊沒消散。


            剛到村子我們吃百家飯,叫派飯,干部下鄉才有的待遇,干部要付錢,我們免費。輪到做飯的老鄉會把家里的好飯好菜拿出來招待。我們第一頓的菜有炒雞蛋,金黃的雞蛋很香很誘人,但是我們都不敢下筷子,因為雞蛋是用鮮紅的小尖椒炒的。沒幾天我們就發現,除了燒湯,那里沒有不放辣椒的菜,不過很快我就適應了這種口味,直到后來的無辣不歡。


            四月的江西已進入備耕季節,田里灌水老牛耕田,沒多久就進入了春播時節,那里的農作物除了水稻再無其他,下水田不光腳是不行的。所以,在那里呆了十年,一年到頭真沒有幾天穿鞋的日子。拔秧、插秧、耘禾、收割、脫粒包括挑擔入庫和賣公糧,都如同夢魘一般折磨著我。


            我們那里一天要出三次工,天不亮隊長就扯著嗓門喊出早工。我們頂著一雙熊貓眼,睡眼惺忪走在田埂上,露水很快就打濕了褲腳。夏天還好,清晨很涼爽,初春和深秋包括冬天,就讓早起的人很不愉快了。出早工是不吃早飯的,一直要到太陽升起老高了才收工回家,張羅吃早飯,然后,不等你喘口大氣就又喊出工。上午的出工要一直干到差不多12點。午飯的時間可以長一點,因為各家的男人和少年都要利用這個時間上山砍柴。我們也不例外,除了自己做飯我們還養了一頭豬,豬食也是要煮的。那個時候我們分工很明確,當天沒輪到燒飯的人要上山砍柴。砍柴是我除了下田干活的另一個磨難。剛收工回來都光著腳呢,吃了飯馬上拿著柴刀就往山上爬,那山上的石頭被太陽曬的滾燙,我們幾乎就是一蹦一跳上的山。我們砍柴,砍的是灌木,我個子小,也就和灌木差不多高,每次砍柴我都會被灌木枝劃傷臉。


            下午收工是太陽偏西時分,收了工的農家主婦都會挽著小水桶,去自留地給菜澆水施肥。生產隊分給我們的菜地就在機耕道旁邊,雖然有一條小小的水溝阻隔,但是完全擋不住路過的牛和散養的豬進去糟蹋,所以記憶里我沒有吃過自己種的菜。好像沒多久吧,我們的集體食堂就散伙了,各自用煤油爐開小灶,或是去農民家搭伙。


            在江西十年,下水田干活就是我永遠不會醒的噩夢。我們是雙季稻,一年要插二次秧,那時節,每天超過10個小時在水田里彎著腰勞作,老鄉們都是一鼓作氣插到田頭,而我卻不能,時間一長腰就直不起來了。我們晴天被太陽曬著,雨天就隔著蓑衣被雨水敲打,水里的螞蟥時不時爬上來,在我們水土不服的傷口上叮咬,一串一串的,嚇得我們大呼小叫。極度的疲憊加上遏制不住的恐懼,真有種面臨世界末日般的絕望。


            過了春播就慢慢等來了第一次耘禾,這活就更不談了,不可思議的原始勞作,男男女女都是短褲下田,跪在水田里用手一把一把推著泥土往前挪,如此操作一是翻動了泥土也是除去了雜草。這樣的耘禾每季三次,到第三輪耘禾的時候,天氣已經很熱了,那水比洗澡水都燙,整條腿被泡的發紅。那時節禾苗已經長的蠻高了,尖銳的葉片在臉上手臂上劃出一道道的傷痕,赤日炎炎下跪在熱水里,任由一滴一滴的汗水從傷口上流過,心靈和肉體的雙重折磨能讓人崩潰。


            一季稻收割是在盛夏之后,依舊從天麻麻亮開始直到日落西山,依舊彎腰拱背光著腳,若一不小心踩在收割以后的稻茬上,那種痛真是會要命的。收割是人工,脫粒還是人工,沒有機器,就是靠蠻力一把一把的摔打,這種極端原始的方法看得我瞠目結舌。農民對這項工序的叫法很形象,叫打禾,輕輕揚起重重落下。我總是把握不好分寸,摔來打去總抽在自己背上,受酷刑一般。脫完粒剩下的稻草處理是整個栽種水稻過程中最輕松最好玩的環節了,隨手一扎一旋再往田里一戳,稻草把就直直地站立在那里,干這個活最好的是有機會抓到田雞,可以給自己加個菜。再接下來的工序就是挑谷到曬谷場,翻曬以后入庫,挑著一擔擔的谷子走在高高的跳板上,肩上沉甸甸,腳下顫巍巍。說出來不知有誰會相信,我那時鍛煉得已經能挑140多斤的擔子走跳板了,遠遠超過自己體重的一擔谷子啊,當時挺得意。


            我、她、他們

            在離開上海的列車上,我座位周圍有好多其他中學的男生。虛長15歲,我的社會經歷和見識僅限于華師大中小學校園,第一次和這樣的男生接觸真的很不習慣。那個時候天還蠻冷,火車上沒有空調,我的臉大半埋在天藍色鏤空的圍巾里,身上裹著一件深藍色棉大衣,爸爸一直說我頭小臉小,穿了棉大衣臉都快看不見了。在這節車廂里非不得已我輕易不敢離開座位,因為我但凡一走動就會引來旁人的嬉笑,我很無辜不知啥原因。后來有好心的同學暗示我才發現,我的大衣后面被粘上了一條長長的尾巴,白紙撕的,這樣無聊的行為他們鍥而不舍,掉了粘粘了掉的樂此不疲。對他們一而再再而三的舉動,我和我周圍極少的華二附中的同學敢怒不敢言。那時我非常盼望能快點下車擺脫他們,但是很不幸,被他們欺負的日子居然持續了很久。我怎么也沒料到,他們的生產隊和我住的地方僅一路之隔。這些男生說來就來,堵著我們的房門口說些不堪入耳的話,趕都趕不走。我們難得去次公社,卻經常與他們在公路上不期而遇。他們倒還不至于動手動腳,但那些挑逗的話讓小姑娘們臉熱心跳。用現在的眼光來看,大概可以算是撩妹初級階段里最低俗的手段了。


            還好,幾個月以后我被調整到了山那邊的生產隊,就是那個有電燈電話的地方。那里很美,我們住的是隊里的祠堂,青磚黛瓦。房門口的院子里有桃樹三兩棵,一口清澈的水塘里面有蓮還是荷在風里搖曳生姿。池塘的那邊是一條我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機耕道,機耕道旁的清澈小溪是我們日常洗衣服的地方。不出工的時候站在桃樹旁看風景,自己就成了風景里一個秀麗的亮點。我們的房子,一天里最美的時候就是傍晚,太陽的余暉還在,屋里的電燈就亮了,這就是當初我們女生第一次看到被驚呆的景色。


            我們生產隊的環境不錯,人緣也好,于是就成了大家隔三差五聚會的地方。來這里的男生都是華二附中的學生,個個溫文爾雅謙恭有禮。他們會在趕集的日子帶著豐盛的菜肴來我們這里蹭飯,大家在一起談天說地,一起暢想根本不知在哪里的未來。我和他們相處了差不多8年,很愉快。


            我們隊里有五個知青,三男二女,談不上多團結但也基本沒啥大矛盾,女孩子之間的口角當然有過,最嚴重的就是被她在貧下中農面前說壞話遭詆毀,但總體來說還算相安無事。我們的生活其實挺豐富多彩的,矮個子男生自學日語,不出工的時候天天嘰嘰呱呱大聲朗讀。另一位喜歡唱歌,沒事就吊嗓子,練的有腔有調。下雨的日子我們很快活,不用出工聽第三個男生講基督山恩仇記,也講一雙繡花鞋。聽他講故事是有條件的,他會讓另一個女生去買煙,不然沒力氣講。不過他從沒叫過我,我們兩家樓上樓下的住著,他那是不好意思?


            我們有一段時間時興背唐詩,在別人眼里文化氣息很濃,什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什么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還有大珠小珠落玉盤和高處不勝寒,背到觸景生情處往往不能自己。后來恢復高考,我們還排排坐學了幾天的數學,但結果一個都沒考進。


            若干年以后,日語男去了三線工廠,唱歌男應征入了伍,講故事的那個,一個人呆在隊里堅持到了最后。買煙女寫了決心書說扎根農村一輩子,然后入了黨,但她就是愚弄了一回大眾撈了政治資本,比我更早回了上海。我也可以算是最后離開的,只是走的時候已經不在生產隊了。


            在農村最開心的時候是趕集,集上物品很豐富,肉五毛一斤,雞蛋七分一個。我們靠近南豐縣,南豐盛產蜜桔,我們三五成群圍在賣桔子的攤位前,男生一邊挑一邊往站在后面的我們的包里扔,結果就是順手扔的比花錢買的多,那時候的知青真的挺操蛋的。有些男生真的調皮,農民在田埂上種毛豆,他走一路摘一路,于是,那天中午我們就會有毛豆吃。插隊第一年春節,大家在隊里過的年三十,男生們去摸了老鄉家的雞窩,6分鐘搞定,做了一只香酥雞。


          10年里知青的故事很多,有一個生產隊的三個女生因為在南瓜里放了糖精片而食物中毒,三條人命啊,說沒就沒了,花朵一樣的年紀,從此留在了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可就在第二天,和她們同一大隊的另外一個女生得了白喉,因為山高路遠,也因為一晚上隔壁的男生沒有及時送醫而白白丟了性命;有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男生跑到我們隊,爬門撬鎖偷了20幾塊錢;還有小三成功上位,搖身一變成了醫生夫人,從此改變了知青的身份。


            慢慢的,年年都有參軍的走了,有上大學的離開,每年離開的人都會加重我們這些走不了的人心里的彷徨。


            碎了一地的理想

            小時候被媽媽帶著去看病,我總是喜歡站在醫生的旁邊,看她寫我看不懂的醫案,聽她說我聽不懂的醫囑,那個可以在每個人身上聽來聽去的聽診器,讓我萬分的感興趣,我對醫生做的所有事情都充滿了無限的好奇。那時候我們華師大員工的家屬一般都在校醫務室就醫,醫生都是熟人,所以沒有人笑話我。我就是喜歡醫生,喜歡他們穿著白大褂在醫院里忙來忙去的樣子。對當醫生我簡直到了癡迷的程度,就算是現在,我依舊對未能得償所愿而耿耿于懷。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越來越堅定長大要當醫生的想法,如果不是十年浩劫,不是插隊落戶,我肯定自己一定就是個醫生了。


            當醫生成了我一個深深的執念,成了我一輩子都解不開的結。


            這就是理想么?于是很多年我都沒有忘記自己是個有理想的人,就算遇到十年浩劫被扔到農村,我原本也還是有機會實現的,可就因為自己的幼稚,不懂弱肉強食之殘酷,我斷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讓原本可以實現的理想最終成了心里的悔恨和遺憾。


          1974年冬,我所插隊的臨川縣委下發了一個文件,今冬部隊招女兵,全部從地方選拔,適齡女青年包括女知青都可以報名。當時我是老師,在村里小學校教書離不開。那個故事男豪氣萬丈一拍胸脯,你去縣里應征我來幫你代課。就這樣,我興致勃勃踏上了去實現理想的征途。和我同去的還有一個知青,大我二歲。


            去武裝部之前我悄悄地寫了一封血書,用的是自己的血,但不是專門咬破手指寫的,我還沒那個勇氣也沒那個膽量,大概是正巧手破了然后就覺得這個時候流的血不能浪費,就捏著手指頭簡單地寫了“我要當兵”幾個字寄走了。這種草率的舉動連我自己都忘了,但是武裝部的一個參謀卻記住了我,等我們一集結他就來找人,說要看看寫血書的小姑娘長什么樣。這件事是我心底里的一個秘密,一直無人所知。


            當時全縣報名的有16個姑娘,14個當地人,2個上海知青。那年的招兵名額2個,一個通訊兵一個衛生兵。16個女生第一天面試就被淘汰了一多半,帶兵的二個女軍人眼風很凌厲,從我們的臉上一一掃過,然后就是問話加閑聊。那一年我才19歲,什么社會經驗都沒有,憑的就是一腔實現當醫生理想的熱血,傻的很。第一輪誰被淘汰沒人知道,第二天體檢依舊是全體參加。直到最后的血絲蟲檢查大家才明白,原來3:2的局面已經形成了,我們二個知青和一個本地女孩,成了最后的競爭對手,大家一致認為,本地女肯定沒希望,她五大三粗還長的不好看。其實招通訊兵的女軍人早就說過,通訊兵要的是身強力壯的人,大城市來的不合適。


            從體檢的第一關開始,那個女軍醫就一直跟在我身邊,像個知心大姐姐一樣,只要我因為檢查結果不是很理想而擔心,她就會很溫柔地說,沒事沒事,沒關系的。她的態度給了我太多太露骨的暗示,她會說這些算什么,我就要你了。她甚至還替我做了遠景規劃,說我年紀小有培養前途,可以進軍醫大進修。她的每一個字都讓我振奮,我有點飄飄然,覺得這個衛生兵的名額非我莫屬,漸入佳境的我開始得意忘形。


            當初縣委書記曾經說過,這名額要給先進給黨員。無論先進還是黨員都是我的短板,我知道以自己的能力短時間內根本不可能改變,當然也沒有打算想方設法去改變。那個和我一起進入最后競爭的女同學,卻抓住了一切可能的機會為自己拼了一把,她一個電話打回公社謊稱已經被部隊錄取,于是當夜火線入了黨。然后她找到書記辦公室,提醒書記曾經說過的話,她說如果你把這個名額給了別人而不給我,就是打自己的臉。她所做的一切我都不知道,我以為是她的好運幫了她,我天真地以為她是替代我去實現了我的理想。所以半個月以后,我開開心心地送她踏上了北去的列車,還衷心祝福她從此前程似錦。直到后來那個參謀告訴我事情的真相我才明白,她拿走了原本屬于我的機會。因為軍方堅持要招我走而書記不同意,強龍壓不過地頭蛇,雙方因此搞的很不愉快。


            現實真是殘酷,她從軍那么多年,除了當護士就是結婚生孩子離婚,然后帶著孩子回了上海,在地段醫院繼續當護士,再結婚再生子。她就是這樣打爛了一手的好牌,把自己的生活和事業搞的一團糟,順帶讓我的理想碎了一地。


            后來的幾年里,這樣的機會再也沒有了,年年都征兵可年年都沒有女兵。
            后來我一直一直想,如果可以,我想重生在1974的冬天……


            不用下地的日子很美好

          1972年初,村里的團支書姐姐要出嫁了,她還是村復試學校的老師,她走了,10來個適齡兒童的教育就成了問題,他們當然可以去大隊的學校上課,但是要翻山越嶺風雨無阻。


            支書姐姐備嫁的日子里,隊長找我談話,問我讓你當老師你干不干?我愣了一下,但很快就明白,如果我接了這活兒,從此就可以不用黎明即起天黑方回,可以再也不用痛苦地與天斗與地斗……如果我接了這活兒,就意味著一腳踏進了幸福里。我幾乎沒有猶豫立刻馬上干脆地回答,我干。支書姐姐算是我的好友,她出嫁時我親手為她繡了一雙鞋面和一對枕套。


            不用下田干活的日子很美好。
            從那個春天開始,我每天按時站在講臺上,面對三個不同年級的學生上三種不同的課。復試教育就是這樣,45分鐘里每個年級15分鐘,互不干擾。我喜歡給他們上語文課,特別喜歡朗讀課文。有一天我給低年級的學生念小馬過河,居然把隔壁房間里偷懶沒去出工的唱歌男給念哭了,這是下課后他自己和我說的,不過他很會演戲,感情說來就來,所以他的眼淚我并不當真。但我信貧下中農的話,他們說,我念課文的聲音很好聽,又脆又亮,他們在地里干活都可以聽得見。


            我們住的是村里的祠堂,青磚黛瓦挺寬敞的,一邊是宿舍,一邊是廚房,當中的廳就是教室了。自從擔任了老師,我就過上了風吹不到雨淋不著的日子。下課的時候,我站在教室門口,看遠處一片片的農田由綠變黃,看村后高高的山和山上一年四季開不完的野花。


            我給學生上課基本用當地的方言,我的語感特別好,到那里不久就能說一口流利的方言。老鄉說如果不看我的臉,根本不知道我是上海佬。用方言上課,一來可以方便學生聽懂加深理解,二來也是為了彰顯自己已經和貧下中農打成了一片。但是唯有朗誦課文我堅持用普通話。夏老師教過的學生,普通話都經過嚴格訓練,翹舌卷舌無一錯漏很標準。我朗誦課文時表情豐富抑揚頓挫,每到這個時候,我會有種近乎自戀的驕傲。我不喜歡那種帶當地口音的普通話,不喜歡學生搖頭晃腦念書一副從遠古走來的樣子,于是從我任教開始就強制性地要求他們學習普通話。我希望他們的朗讀能成為整個學校的標桿,成為大家效仿的榜樣。


            我們村的復試班隸屬大隊學校,校長會定期下來檢查工作,老師的備課本,批改的學生作業都是被檢查的項目,另外還要開公開課,讓校長和老教師檢查上課質量,農村小學也很正規。我是個力求做到盡善盡美的性格,凡事以做到最完美為目標,對我的檢查結果校長非常滿意,包括那節公開課,他表揚我上課語言生動,比喻很形象易懂,其實我當時緊張的要命,一著急突然想起了小時候夏老師給我們上課時打的比方,然后恰到好處地用上了。真是一日為師終身為師。


            農村的學校,農忙時都放農忙假,高年級的老師和學生都要回家干活。我們的復試班是低年級班,不在農忙假之列,這就意味著農活再忙我都可以不下田。那時候我傲嬌啊,不上課的時候可以穿的整整齊齊的去趕集,引來無數善意或不善意的羨慕與嫉恨,同時也引來了說我脫離貧下中農的批評。那時候頂著這樣一頂帽子是會葬送自己的。為了能有一個光明的前途,為了能早日離開農村,知青之間的傾軋暗潮涌動一波接一波,明里暗里斗的你死我活。我是失敗的那一個,我無法抵擋那些無中生有的詆毀和近乎惡劣的誹謗,最終舉手投降,選擇放棄教書,光著腳回到了貧下中農的懷抱里。


            那一年,是1975年的初夏……
            在我痛改前非發誓要重新贏得貧下中農認可的時候,也是在我覺得暗無天日無法忍受打落牙齒往肚子里咽的時候,公社中學向我拋來了橄欖枝,他們意欲聘請我到中學任教,當文藝老師。大隊黨支部替我接了這個拿工資的工作,一個月36元。這對我來說無疑就是大赦,我再次看到幸福和光明,于是忘記了自己剛剛立下的好好接受再教育的誓言,再一次朝著幸福飛奔而去。


            這一去,從76年一直到79年遷回上海,我再也沒有回過生產隊。
            在中學的那幾年,就像生活在另外一個世界里,每天在學生的晨跑里醒來,在悠揚的樂器聲中入睡,我除了偶爾替家里有事不能到校的老師代課外,就是帶著一幫少男少女吹拉彈唱跳跳舞。我們學校有好幾個清華畢業的老大學生,不僅業務水平高,而且多才多藝還能玩樂器,他們待我如兄如父,跟著他們混,從此沒煩惱。我們學校的占地面積相當大,每個班級都有自己的自留地,根據季節種著紅薯、花生還有西瓜。夏天的夜晚,我們這些老師把巡邏的學生支開,然后哪個班的西瓜熟了,就由哪個班的老師帶著去摘,那西瓜,真甜。


            我們公社一共有二所中學,另一所在新村大隊,小朱同學在那里任教,二所中學經常會搞聯誼開個運動會啥的,一到那時候,我們幾個上海籍老師就睡在我房里,二人擠一張床,親親熱熱的。我在中學的那些日子,真是讓許多上海知青羨慕到恨的日子,無憂無慮神仙一樣。


            作為學校的一份子,我當然也有為學校做貢獻的時候,一次很偶然的機會,為了應付縣教育局進行的高二年級作文比賽,校長命題讓我寫范文,然后全部學生背誦,一個標點都不許錯。結果被他壓對了題,我們校整個高二年級所有的作文簡直無可挑剔,拿了全縣總分第一。校長那缺了牙的嘴笑的合不攏。自那以后,我有了經常上講臺的機會,初中的數學,高二的語文……


            我在農村插隊的最后幾年,過得十分開心。
            說句實話,在農村的日子并不都是暗無天日的,至少我當老師的那幾年就很快活,2011年重新回那里的時候,還享受了一把桃李滿天下的自豪。


            人面桃花無處覓

            歲月在一呼一吸間流淌,半個多世紀了,那些年和那些年的事至今不曾忘也不敢忘。一年又一年,直到2011年再次回到那個村莊。那條不知道走過多少次的山路沒有了,它被湮沒在荒草里。那間我生活和工作過的房屋倒塌了,連斷壁殘垣的影子都沒有,入目的就是一堆土,如墳塋一般沉默著。門前的池塘和桃樹也隨著歲月而消失,帶走了以往所有的美好。


            那次我是帶著一腔熱情踏上返鄉路的,我夢里都還記得那條蜿蜒曲折通向公社的路,以及路上的那座風雨亭;我做夢都想再給學生讀一遍《小馬過河》,可我面對的卻是滿眼的蒼涼。我很悲哀很想流淚,這就是埋葬了我們青春的墳塋,它倒塌、腐爛、成泥,直至完全消失,帶著曾經的一切,再也找不回來了。


            有同學非常憎恨那段日子,可我對它卻有著一種說不清的情愫,總想著能再回去一次,盡管人面桃花都已無處尋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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