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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樂民:俄英爭霸、分化歐洲 | 經典重讀
          日期:2022/3/3 14:21:55 人氣:83

          俄英爭霸、分化歐洲

          ——《十八世紀外交史內幕》筆記

           

          文 | 陳樂民


          馬克思的《十八世紀外交史內幕》是一本研究18世紀歐洲國際關系的學術著作。書中大量引用了幾份有關這個時期外交史的文件,許多是全文照錄,書的主要部分則是馬克思對這些文件所作的腳注、評論和發揮。乍一看,似乎不像一本有頭有尾的書;深入下去就會發現,這是一本別具特色的國際問題著作,貫穿著引人入勝的理論思維。

          本書的主要內容,是18世紀俄國和英國的關系和它們各自的政策、行為特點,也旁及有關的歐洲國際關系問題。要了解俄國和英國外交政策的歷史淵源,這確實是一本不可不讀的書。馬克思對于歐洲問題分析之精辟自不待言,在國際問題的研究方法方面也給我們以極重要的啟發。



          這本書引用的主要文件,是直接反映1700年開始的北方戰爭的三本小冊子:《北方危機》、《防御條約》和《真理合乎時宜才是真理》。

          《北方危機》看來是丹麥宮廷透露出來的,1716年以小冊子的形式在倫敦印行了英譯本。1715年,俄國、丹麥、波蘭、普魯士和漢諾威締結了北方聯盟,目標是瓜分瑞典帝國,并準備第二年入侵瑞典本土。俄、丹兩國是出兵最多的,利害關系也最直接。在同盟國行將向瑞典的馬爾默首府肖楠(肖楠是根據1660年哥本哈根條約由丹麥割讓給瑞典的)發起進攻的前夕,俄國突然變卦,表示不能如約派出三萬俄軍,只能派一萬五千人,并說要推遲對肖楠的攻擊(這并不是說俄國不想進攻瑞典了,只不過是想先造成瑞丹相互消耗的局面,然后再來收拾瑞典帝國)。這就給丹麥造成了很大困難和壓力。丹麥宮廷認為有必要把有關情況向各國宮廷作一公開聲明,《北方危機》的小冊子就是為此而發的。

          這里值得注意的并不是肖楠之戰,而是英國的立場。英國本于1700年與瑞典簽有防御同盟條約,但在北方聯盟決定進攻肖楠時,卻站在了瑞典的敵人——北方聯盟一邊。英國國王通過駐丹公使表示支持丹麥,想方設法說服沙皇維持進攻肖楠的原議。英國還通過漢諾威以海軍增援丹麥,因而在兩軍對壘中背棄了自己的盟國——瑞典。馬克思指出,英國就這樣被拋進了“俄國的勢力圈”。俄國也由此很清楚地了解到英國在北方戰爭中的立場和作用。
          《防御條約》是根據英國議會兩院部分議員的要求發表的小冊子。它把英瑞同盟條約的主要條款公諸于世,并且用批注的方式提出了二十幾個“疑問”,比前一本小冊子更直接地揭露英國背棄條約、勾結俄國的“親俄性質”。例如,條約的第二條寫道:“盟國中任何一方由自己或任何別人,無論以何種方式或任何地點,無論從陸上或海上,進行損害另一方,使其喪失國土或領地的行動、談判或嘗試,均為非法;一方絕對不得協助另一方的敵人,包括反叛者或敵對者,以損害其盟國。”小冊子則針對這一條款揭露,英國正在與俄國聯合行動,英國的海軍上將參加了俄國的針對瑞典的軍事會議,并與北方聯盟各國一起參與對瑞典的襲擊。小冊子說,主要是由于英國的緣故,瑞典喪失了它的全部德意志省份。這本小冊子無疑出自英國“反俄派”議員之手。
          《真理合乎時宜才是真理》于1717年在倫敦出版,寫明“全部摘自N.N.在1715年8月從出使莫斯科宮廷回國奉國王陛下之命編寫并向國務大臣的報告。謹呈下院”。也反映“反俄派”觀點。這本小冊子提醒英國內閣警惕俄國將成為危害英國利益的競爭敵手。

          此外,還全文收進三封英國駐俄使節寫回的信和一份報告。這些函件的國際背景,是北方戰爭以后直至18世紀晚期以英俄關系為主的歐洲外交舞臺上的縱橫捭闔。文件披露了英國為了攫取歐洲霸權與俄國相互利用的情況。這些出使俄國宮廷的英國使節根據他們奉使期間的見聞,擔心俄國同其他歐洲國家的關系可能損及英國的利益。

          馬克思以這些材料為依據,揭開了18世紀歐洲外交史的若干內幕。馬克思做這件工作的時候正是克里米亞戰爭和英法聯合侵華戰爭的前夕。歐洲列強的實力都大大膨脹起來,競相向著帝國主義階段迅跑。在這個時期,馬克思和恩格斯寫了大量剖視歐洲局勢、揭發列強爭奪的文章和通信。結合起來讀,對于二百年的歐洲是怎樣發展的,便可以有一個連貫的印象,對于了解爾后的國際關系亦大有益處。


          《馬克思十八世紀外交史內幕》



          《十八世紀外交史內幕》中分量最大、著墨最多的,是馬克思回顧幾個世紀以來的俄國的發展道路。他在最后兩章里集中寫透了這個問題,堪稱“通古今之變”的精彩文字。馬克思和恩格斯論及沙皇俄國的文章很多,這本書可說是最系統的。

          馬克思在談到研究俄國發展史的意義時寫了下面兩段話:
          俄國壓倒一切的影響曾在不同時期使歐洲感到突然,使西方各國人民感到震驚,并且被當作命中注定的事物一樣予以順從,或者僅僅遇到斷斷續續的抵制。但是對俄國的魅力總是不斷產生著懷疑……一個龐大的帝國甚至在取得了世界規模的成就之后,它的存在本身還始終被人看作一種信念中的東西而不是事實上的東西,俄國提供了歷史上這樣一個絕無僅有的例子。從十八世紀初直到如今,從沒有一個作者,不管是想歌頌俄國還是抨擊俄國,認為有可能無需首先證明它的存在。
          然而,不管我們對俄國是采取唯心主義的,還是唯物主義的態度,也就是說,不管我們把它的力量看作是明顯的事實,還是只看作問心有愧的歐洲人民的幻覺,問題都是一樣:“這個國家,或者這個國家的幽靈,是如何設法達到這樣大的版圖,竟致一方面激起人們激烈地斷言它以排演大一統的君主國威脅著世界,另一方面又激起人們憤怒地否認這種威脅的存在呢?……”
          當時,西方對俄國有兩種說法。一種是低估或干脆否認俄國的強大潛力,這當然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另一種意見則相反,認為俄國從來就有廣漠的版圖,并非后來發展所強大起來的。有些俄國歷史學家便硬說“這個使19世紀歐洲害怕的北方幽靈”早在9世紀柳里克王公們統治下就是籠罩歐洲的現實了。這當然也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照這樣說,早已如此,何來擴張之有!

          于是,馬克思從9世紀柳里克王公帝國時談起,講到它怎樣不斷分裂,以至諾曼式的俄羅斯迅速地從舞臺上消失,一個與柳里克王公帝國的延續性微乎其微的莫斯科公國在“蒙古奴役的血腥泥潭”中代之而起。馬克思很詳細地追述了莫斯科公國怎樣“從默默無聞中顯露頭角”,敘述了伊萬一世·卡利塔怎樣把其他王公一個一個地打下去,終于成為莫斯科公國權力的締造者,是為莫斯科大公(1328年)。但當時的莫斯科公國還處于東方韃靼人的統治之下。

          當公位傳到伊萬三世(1440—1505)時,莫斯科公國才發展到一個新階段。伊萬三世其人并沒有什么了不起,是一個“公認的懦夫”,他絕不是靠自己出眾的智慧和韜略完成這個業績的。然而,時代使他在位時進行了幾場使歐洲震驚的斗爭,由此鞏固了莫斯科公國。這幾場斗爭是:與東方韃靼人的斗爭,與北方諾夫哥羅德人的斗爭,與擁有封土的王公們的斗爭,與西方的立陶宛、波蘭的斗爭。通過這些斗爭,伊萬三世做了伊萬一世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馬克思說:
          只要改換一下姓名和日期,就可以明顯看出伊萬三世的政策和現代俄國的政策并不是什么相似,而是一模一樣。而伊萬三世則不過是把伊萬一世·卡利塔遺留下的莫斯科公國的傳統政策加以完善化而已。
          伊萬三世起了承上啟下的作用。他使莫斯科公國擺脫了東方蒙古貴族的統治,鞏固了伊萬一世締造的業績。但繼承傳統政策,并且加以發揚光大,從而使歐洲感到威脅的,則是一百多年以后的彼得一世(彼得大帝)(1672—1725)。彼得一世把伊萬的傳統政策“提煉成一個抽象的公式”、“把它的目的加以普遍化”,并且進而“把它的目標從推翻某個既定范圍的權力提高到追求無限的權力”。莫斯科公國于是變成了“現代俄國”,彼得一世則因此成為“現代俄國政策的創立者”。
          彼得一世是伊萬三世以后又一個俄國歷史上的權力人物,他把俄羅斯的歷史推到現代;他的新業績,就是把僻居內陸地區的斯拉夫人世世代代要“探海”的夢想實現了。他宣布:“俄國需要的是水域。”

          為了實現這句寫在自己傳記扉頁上的誓言,彼得一世在阿速夫海、黑海、里海、波羅的海與土耳其、波斯、瑞典迎頭相撞,把俄羅斯的地緣政治一步一步地向四周延伸出去,東抵頓河、德涅伯河、布格河、刻赤海峽,北抵涅瓦河口,并通過與瑞典的戰爭在波羅的海占據要津,建立了一個“俄國的利物浦”,然后從北向西擴展。馬克思分析說:“對于一種地域性蠶食體制來說,陸地是足夠的;對于一種世界性侵略體制來說,水域就成為不可缺少的了。”于是,“彼得用出色本領把帝國的都城從內陸中心遷到濱海地區,他的特有的膽略把新都建在他征服的第一塊波羅的海海岸上,距離邊境幾乎在步槍射程之內,就這樣有意給他的領土制造一個外偏中心。”
          馬克思特別重視彼得一世的遷都(遷至圣彼得堡),這是俄國發展史上有決定意義的一舉。從此,俄國就由原來的內陸國家轉向了海洋,使原來只借助東方的政策發展為同時向西開放和擴展的政策。這對于俄國的未來發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
          其一,馬克思犀利地指出,既然彼得堡是彼得一世“有意”制造出來的“外偏中心”,那么以此為中心的圓周怎樣畫和畫到哪里,就是值得注意的大問題了。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彼得堡這個帝國的外偏中心從一開始就表明:一個圓周尚有待劃定。”這是畫龍點睛的一筆。明確地說,這是一個“為進行世界性陰謀而精心選中的巢穴”。

          其二,彼得一世因此使俄國接觸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文明。“通過遷都,彼得宣告了他打算反過來借助于西方來影響東方和各緊鄰國家。如果對東方的借助由于亞洲各國人民的停滯特性和有限交往而大受限制的話,那么對西方的借助則由于西歐的活動特征和頻繁交往而頓時變得毫無限制和無所不包了。”

          彼得一世

          彼得一世的俄國從北向西,從波羅的海接觸了英國、荷蘭等“海上強國”的科學、技術和工業、商業,從而加速了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步伐。從俄羅斯的發展看,這第二種意義的重要性絕不亞于第一種意義。甚或可以說,如果沒有后者,前者定會遇到困難,甚至難免落空。
          有彼得一世的政策確定了俄國向外大力擴展的姿態,俄國才得以借著這一強勁的推動向前奔跑起來,才會有葉卡特林娜二世乃至保羅一世的進一步對外侵略擴張政策。俄國作為一個龐然大物才因而能夠野心勃勃地邁進19世紀,逼使歐洲接受它,同它認真地打交道。



          一般史書寫到北方戰爭時,都不太注意英國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馬克思則注意到了這個后臺的演員,把它在這個時期的政策描繪得淋漓盡致,而且著眼于這一政策的延續性。

          北方戰爭時期(“光榮革命”以后)的英國,作為歐洲大陸的“外來戶”,除了忙于同荷蘭、西班牙、法國等爭奪海上和海外霸權外,還要想方設法取得除與漢諾威的姻親關系以外的更多的利益;能否涉足波羅的海地區當然是十分重要的。在短短十多年當中,它先與瑞典帝國締結防御同盟,旋即背棄了同盟者,使俄皇得以趁瑞王年幼、丹麥和波蘭孱弱,放手向愛沙尼亞、芬蘭伸手,并伺機把丹麥、波蘭、瑞典“一個一個吞噬掉”。馬克思幾乎全文引證的這份文件說,如果沙皇的計劃得逞,他就將成為這些國家的敵人,那時的俄國將不僅“獨攬全部北方貿易”,而且可以把里海或黑海與彼得堡連結起來,土耳其和波斯地區就都在俄國的影響之下了。同時,俄國勢將西向開進德意志帝國,深入歐洲腹地。

          問題是,英國在決心把瑞典出賣給俄國的時候,難道不清楚俄國的腳步不可能止于彼得堡么?難道英國內閣不理解俄國的意圖么?馬克思答曰,不是不理解,而是早就理解了:
          它們(《北方危機》等小冊子)將足以駁倒大陸和英國著作家們所共有的這樣一種偏見,即英國只是到較晚的時候,而且是在過晚的時候,才理解或猜想到俄國的意圖,英國和俄國之間的外交關系不過是兩國共同物質利益的自然產物,因此,我們若指責十八世紀的英國政治家的親俄,就是倒果為因,是不可饒恕的錯誤。……從彼得一世以來俄國開始崛起于歐洲的時期,俄國的意圖被理解了,而且英國政治家們對這些意圖的默許受到了英國著作家的抨擊。馬克思在這里明確說,英國在北方戰爭一開始,也就是在它同瑞典締約的時候,就已“理解”了俄國的意圖,對于俄國的擴張是“默許”的。俄國在瓜分瑞典帝國的戰爭中是最大的得利者;英國在瓜分西班牙的王位繼承戰爭中是最大的得利者。英國雖然不是北方戰爭的直接參加者,但其中時刻有它的影子,終于由于背棄了與瑞典的盟約而在波羅的海地區分得了一杯羹。因此,英國的“親俄”本有所圖,只是“假裝天真糊涂”而已。英國要染指波羅的海是定了的,問題是在俄國和瑞典之間選擇誰。英國是先選擇了瑞典,不久以后選擇了俄國。

          北方戰爭


          當時曾有人用“商業利益”來解釋為什么英國背棄瑞典,倒向俄國。馬克思說這只是“杜撰”出來的“借口”;“商業利益”問題不過是個“外表”,英國內閣做的文章比“商業利益”要大得多。“光榮革命”后英國金融資本的政治地位已經迅速膨脹了起來,它的眼睛遠處盯著世界,近處盯著歐洲;它既看中了波羅的海地區,也看中了俄國這個可以容納巨額投資的場所。彼得一世從荷蘭拿到投資的前例,使英國金融資本不禁垂涎三尺,也躍躍欲試。英國決心盡早與俄國締約,為此需要向俄國送禮,開始衰落的瑞典帝國便充當了犧牲品。俄國也深深理解這是一個必須抓住的絕好機會。因此,馬克思說:“霍雷修·沃爾波爾(1678—1757,英國首相羅伯特·沃爾波爾的兒子,作家)用這樣一句話來說明他的時代特征:‘現今時興的,是互相利用。’”這段故事再恰當不過地為百多年后英國首相帕麥斯頓的一句名言作了注腳,他說:“我們沒有永久的盟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我們的利益才是永久的和不變的。”

          18世紀后半葉,英國繼續實行這種遠交近攻的政策。它與西班牙戰,與法國戰,同它們爭奪外殖民地,但對俄國則取拉攏政策。那時,西歐大國為了擴張自己的勢力,為了互相排斥,幾乎都把俄國看做可以利用來牽制自己的直接敵人的力量,這當然為俄國提供了插足歐洲事務的機會。人們看到:

           

          ——英國和俄國相互利用,先是一起針對瑞典,繼而是共同遏制法國。——當英國困于北美殖民地獨立戰爭之中,并面對法國、西班牙、荷蘭等歐洲國家的聯合進攻的時候,它指望俄國不要參加進反英的行列。俄國宣布了“武裝中立”,這對英國既是安撫,也是威脅,但英國為了不增加壓力,仍報以米諾爾卡島。〖ZW(〗米諾爾卡島是地中海西部巴利阿里群島中的第二大島,在18世紀曾多次易手。1763—1782年屬英,英于1779年曾提出送給俄國,1802年歸屬西班牙。——法國和俄國相互利用,以共同針對普魯士;而法俄接近,特別是北美戰爭期間法俄的任何親密表示都足以引起英國的警覺。——普魯士與俄國先在北方戰爭、后在七年戰爭期間締約,并三次勾結一起瓜分波蘭。——法國革命爆發后,幾乎所有歐洲君主國都相互勾結起來,結成幾次反法聯盟,把戰爭強加給法國。

          于是,馬克思敏銳地提示給人們一把觀察18世紀外交史的鑰匙:“……俄國自知它與其他國家沒有任何共同利益,但是每一個國家都必須分別認識到它與俄國有排斥其他國家的共同利益。”

          在這許多相互利用的關系中,無例外地都有一個俄國。英國等在相互利用中都為俄國之西向提供了機會,但也為自己樹立了一個強大的競爭對手。這也算作一條歐洲近代史中的規律。馬克思大量摘引的《真理合乎時宜才是真理》中提出警告說,英國內閣希圖用扶植一個第三海上大國的巧妙辦法來維持波羅的海均勢,必定會因失控而養虎貽患。這本匿名小冊子大聲疾呼英國已不能獨立控制均勢,“時間必將向我們證實,把俄國人趕出波羅的海現在應該是我們內閣的首要目的。”這是馬克思摘錄的最后一句話,也是《十八世紀外交史內幕》的最后一句話。馬克思沒有再多加評述,但引文本身足以說明,一個斗爭更加復雜激烈的19世紀的歐洲的輪廓已經勾勒出來了。

          拿破侖戰爭的結束宣告了英俄合作的結束,而克里米亞戰爭則為從18世紀以來的英俄關系作了小結,它們終于轉友為敵了。像恩格斯說的,切身利益使英國“成為反對俄國兼并和擴張領土計劃的死敵”,“英國是不能同意俄國占領達達尼爾海峽和博斯普魯斯海峽的。俄國如果占據這兩個海峽,無論在貿易方面和政治方面,對英國實力都是一個沉重的打擊,甚至是致命的打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頁。)



          馬克思在這本書里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歷史觀。在我看來,它不僅是全書的方法論,對一般治學(起碼對我涉足的國際政治)也有指導意義。他說:
          要了解一個限定的歷史時期,必須跳出它的局限,把它與其他歷史時期相比較。要判斷歷屆政府及其行動,必須以它們所處的時代以及和它們同時代的人們的良知為尺度。
          這段話包含兩點意思:

          在觀察一個限定時期的歷史事件時,必須同其他時期比較,即要超越這個時期的局限;只有經過不同時期的比較,才能更深刻地了解這個限定的歷史時期的特質。換言之,就是要有歷史發展、延續和比較的觀點。
          在對一個人(一個政府、一個團體)的行為加以判斷或評價時則相反,即不能超越那個特定的歷史條件的局限,必須以他所處的歷史時期所許可的條件為依據;“同時代的人們的良知”,一般就是在這種條件下的“良知”。換言之,就是要有一切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的觀點。
          總起來說,就是研究問題必須有“歷史感”。國際關系既有歷史的連貫性,又有歷史的階段性;沒有歷史感,便不足以言今天的國際關系。

          例如,馬克思在他的研究中比較了俄國在三個時期的發展:第一是柳里克王公帝國時期;第二是伊萬一世至伊萬三世的莫斯科公國時期;第三是彼得一世締造的、葉卡特林娜二世加以發揚的“現代俄國”。經過比較這三個時期各自的內外部條件,彼得一世對外政策的延續性和獨創性便都清楚了。“現代俄國”并非一開始就這樣龐大、這樣富有侵略擴張性,而是經過了被東方蒙古貴族征服、擺脫蒙古的控制、為了生存和發展向北尋找出海口等等歷史長過程,才有彼得一世的俄羅斯帝國的。從這個角度看,彼得一世既繼續了兩個伊萬的遺志,又有所創造:伊萬一世的統治術是從蒙古貴族那里學來的,伊萬三世使莫斯科公國從蒙古汗國的“寵臣”地位掙脫出來,而彼得一世則更進一步使傳統政策轉向了大步開拓的政策。彼得一世在向外開拓的事業中完成了一件俄國史上的空前創舉,即遷都濱海地區,開門迎進西方文明,開始用先進的西方科技裝備落后的俄國。

          當然,寫史終究是為了說明今天、乃至預見明天。馬克思更不是為史而史。他所處的時代已是沙皇俄國全面擴張的時代,它不僅要波羅的海,而且也要達達尼爾海峽。這種意圖在18世紀已見端倪,即馬克思說的“外偏中心”和新的“圓周”。那么,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時代,俄國的“圓周”畫到哪里了呢?馬克思寫道:
          俄國從瑞典手里獲得的領土比這個王國剩下的領土還大;它在波蘭獲得的領土相當于整個奧地利帝國;在歐洲土耳其獲得的領土超過了普魯士的國土面積(不包括萊茵河流域的屬地);在亞洲土耳其獲得的領土有全部德國本土那么大;在波斯獲得的領土面積不亞于一個英國;在韃靼獲得的領土面積高于歐洲土耳其、希臘、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總和。俄國最近六十年來所獲得的領土,從面積和重要性來看,等于俄羅斯帝國在此以前的整個歐洲部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31頁。)
          這應該說是《十八世紀外交史內幕》沒有寫進的沙俄發展的第四個時期。

          1796年俄國疆界

           

          沙皇俄國的政策及其意圖是很容易理解的,以當時“同時代的人們的良知為尺度”是容易理解的。但是,英國統治階級并沒有按同一尺度行事。這就涉及到馬克思所說的英國內閣在北方戰爭中的“親俄性質”問題。馬克思并沒有簡單化,而是:第一,把英國統治階級分成不同的小集團,有的主張英國應繼續站在瑞典一邊,有的則主張應站在俄國一邊。由于有不同的集團,英國內閣的這項或那項政策措施,“當然總是會符合這個階級的這個或那個小集團的特殊利益”。第二,即使是站在俄國一邊對瑞典落井下石的英國內閣,也是很早就理解了俄國的“意圖”。所以,馬克思所謂英國內閣的“親俄性質”不過是極而言之,是從它的政策表象來看的,并不是說英國內閣真的“親俄”。

          既然“理解”了俄國的“意圖”,還要同它如此勾結,這豈不費解!但當時的英國正是這樣玩弄策略,把寶押在與俄國相互利用上面的。這看來頗有悖于同時代常人的“良知”。馬克思說:
          任何人只要看到培根本人把魔鬼學列入科學編目,就不會責難一個17世紀的英國政治家依據迷信行事。另一方面,如果斯坦霍普(1673—1721,英國將領、內務大臣)、沃爾波爾(1676—1745,英國首相)、唐森(1674—1738,英內閣大臣)之流,在他們自己的國家里被他們的同時代人當作俄國的工具和幫兇懷疑過、反對過和譴責過,那就不再能隨意地用當時普遍存在的偏見和無知來掩飾他們的政策。
          馬克思在這本書中沒有寫19世紀的事情,卻提出了19世紀仍存在著的一個認識問題,即這篇文章引用過的對俄國的“魅力”一直有人抱懷疑態度的那段話。看來馬克思寫這本書的用意,很大成分是為了點明這個“魅力”的淵源。但是,利益矛盾是客觀存在的,《內幕》引用的文件已足資說明,只是馬克思在這里沒有充分發揮。俄國的擴張同西歐列強的擴張,不可能保證18世紀的英俄關系不起變化,沖突是必然的。終于首先在土耳其地區爆發了歐洲國家間的戰爭,即克里米亞戰爭。恩格斯說:

           

          ……歷史和現代的事實同樣指明,必須在歐洲伊斯蘭教帝國的廢墟上建立一個自由的、獨立的基督教國家。即將到來的革命就極有可能使這樣的事不可避免,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俄國的專制和歐洲的民主之間久已成熟的沖突恐怕非爆發不可。英國勢必參加這個沖突,不管到那時是什么政府執政,這個國家永遠不會同意俄國占領君士坦丁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40頁。)
          恩格斯是1853年寫的這段話,比馬克思寫的《內幕》早三年,但可作為《內幕》的續篇。


          這本書如果要歸類,應屬國際關系或國際政治。像本文開頭說的,它有很強的理論思維力量。

          在西方,國際關系或國際政治可以籠統地說有兩類研究法。一種姑稱之為“務實派”的研究法,認為國際關系無抽象理論可言;國際關系就是各國對外政策的總和,而對外政策只有實踐,寫出來的便是實踐的記錄,與理論不搭界。我想這大概是有些偏頗的。國際關系或國際政治屬于社會科學,總要提到理論的高度,甚至需要探尋它的哲學含蘊,即對事實作理論的抽象,而不只是資料的堆砌、分類或歸納,也不只是就事論事。另一種是“務虛派”的研究法,提出國際關系應當“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并推到極端,以至發展為從概念到概念,從定義到定義,陷入了新公式主義;空洞的術語層出不窮,卻缺少充實的內涵,事物的面目反而被弄得朦朧不清;或者有意把明明簡單的道理弄得繁瑣而又玄虛。我覺得這種把握理論架空的研究法,也是不足為訓的。
          人類正常的思維活動應該是從客觀實際到頭腦加工。及至治學,最最基本的終歸還是太史公說的“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然后才有進行抽象思維的根據。馬克思的《十八世紀外交史內幕》,篇幅不大,卻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巨著,通篇閃耀著理論思維的光芒,有著震撼人心的力量。其所以故,恰恰就在于馬克思不作脫離事實的純抽象思維,每一分析、每一推論、每一論斷都有大量而全面的事實作為依據。仍以彼得一世的“外偏中心”論為例,馬克思起碼是在通盤研究了伊萬以來的俄國發展史之后,才水到渠成地作出這個結論的。也就是說,他是先有了這些文件,加上他對現實問題的了解,才進入理論思維的;書中不乏警句,都是這樣從大量的具體事實中抽象出來的。“論”從“史”出,這里的“史”就是包括過去的和現行的現實運動的材料。國際政治是很具體的學問,各種各樣矛盾只能通過具體事物的運動表現出來。

          這個問題似乎是老生常談,但實行起來卻仍有問題。作一篇文章,總要先有材料,否則就是無米之炊。如果先主觀主義地憑空“想”一個題目,然后去找材料,那就顛倒了思維運動的次序,結果或則索性做不出文章,或則把拿到手的材料斷章取義,為我所用。這絕不是我們應該提倡的學風。

          研究國際政治需要上升到理論,這是肯定的,問題是絕不能絲毫忽視理論思維的物質基礎。

          此外,我還覺得,馬克思這本書的文風也屬上乘。前面說過一開卷輒不能釋手,文字的犀利、透徹、生動是不可小看的原因。

          由此我聯想到,絕不可把理論文章的文字問題看作不足道的雕蟲小技,因為第一,它關系到論點能否充分而準確地表達;第二,它關系到能否使人讀下去。即使立意極好,如果文字使人無法卒讀,仍然起不到應有的效用,那是非常遺憾的。我國宋代詩人梅堯臣說,凡好文章都要有兩個條件,即“意新、語工”。多年來,報刊上常有人批評某些理論文章之詰屈聱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重視。長期以來確實有一種錯誤的看法,以為凡理論文章必具一定程式,否則即不被接受為理論文章;遣詞造句也率多道貌岸然,以致千人一面,毫無特色。讀了馬克思這篇不拘格調、揮灑自如的著作,我止不住聯想了許多。我認為,理論著作也不僅應該文字清通,而且應該提倡有作者的個性和特色。

          近一二年來,我在一些大學兼課,發現系里給學生列出的參考書目中都有這本書,且指為必讀。我則由于特別喜歡這本書,也經常以很大的熱情向學生們(包括我們研究生院西歐系的研究生)推薦。但是,我隱隱約約地感到,真正認真去讀的人似乎不多,甚至多數人可能根本沒有看。這是很可惜的。現在把我的粗淺體會寫出來,倘能引起一絲閱讀這本書的興趣,我也就滿足了。


          歐洲與中國
          陳樂民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4-1
          ISBN: 9787108046376 定價: 48.00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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