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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場媽媽最需要的,是一個可以照顧孩子的“妻子”
          日期:2021/11/10 16:36:30 人氣:259

          《職場媽媽不下班》開拓性地為一個全職工作者照料家庭的時間做了一次新的命名——“第二輪班”。“上班的時候你在干活兒,當你回到家,還是干活兒,然后你再去上班,繼續干活兒”,書中一位接受調查的受訪女性第一次提出了這個概念:“每天,她要審核8個小時的保險索賠,然后回到家,淘米下鍋準備晚餐,照顧孩子,洗一堆衣服。盡管她抗拒,但她的家庭生活確實像是上第二輪班。”
          白天出門上“第一輪班”,下班料理家務是“第二輪班”,將照料家庭的時間視為一種客觀現實,并將其納入“勞動”而非一般意義上的“私人時間”進行統計,是本書作者一種敏銳的創見,而承認“第二輪班”的存在,就成了《職場媽媽不下班》隱含的大前提。


          《英文系主任》劇照

           

          職場媽媽不下班:

          女超人神話的制造與解體

           

          職場媽媽最需要的,是一個可以照顧孩子的"妻子"。因為職場的所有結構、邏輯、評價體系,都是為有妻子在家照顧孩子的男性設計的。

                                                                   ——霍克希爾德,《職場媽媽不下班:第二輪班與未完成的家庭革命》

           

          腳踩高跟鞋,肩背育兒袋,手捧筆記本,魔鬼身材,表情堅毅,大步向前沖進硝煙滾滾的職場……當我們談論起職場媽媽,大概不少人的腦海中都會浮現出這樣一個形象。這是美國當代著名社會學家霍克希爾德《職場媽媽不下班》(The Second Shift: WorkingFamilies and the Revolution at Home)中文版的封面圖片,也是今天無數職場婦女的定妝照。


          不論你是個已有育兒經歷的媽媽,還是在類似家庭中長大的孩子,打開這本根植于美國現狀的書,大部分中國讀者都會產生一種相見恨晚的共鳴,我們有關工作和育兒的那些遭遇——越來越長的加班時間,無休無止的家務勞動,無法調和的父母分工,陪孩子還是干事業的永恒難題……都能在這本書中找到大洋的彼岸回響。《職場媽媽不下班》不是一本逢迎性別政治的暢銷書,也沒有簡單的將女權主義的標槍扎到男權的對立面上,而是基于長期大量的一手訪談資料立體地呈現出一種現代工薪家庭的普遍困境,具有超國家的共性。在作為原子的家庭個案中,本書所呈現的“帶娃危機”是多層次的;而作為雙職工家庭的通病,本書的所有調查案例無疑都呈現出“職場父母連軸轉”現象的普遍存在,只要你是個上班族父母,或者哪怕身邊有一位這樣的同事或朋友,便不難從這本書中發現熟悉的身影。


          霍克希爾德之于中文世界并不陌生,身為情感社會學的代表人物,她的《故土的陌生人》《我們如何捍衛私人生活》等多部關于美國社會的調查研究都已經擁有中文譯本。這一次,社會學家的目光投注到了家庭照料與職場女性上。作為一項以家務勞動與性別關系為切入點的社會學調查,作者的研究始于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調查樣本涉及55個美國家庭,并在1980—1988年對其中的12組夫妻進行了長達8年的追蹤采訪,這12組家庭的訪談記錄組成了本書的主體部分。本書首版于1989年,并在2003年,2012年兩次增補新數據,今天展現在讀者面前的中文版就是根據兩次修訂后的新版翻譯而來。

          被遮蔽的“第二輪班”

          《職場媽媽不下班》開拓性地為一個全職工作者照料家庭的時間做了一次新的命名——“第二輪班”。“上班的時候你在干活兒,當你回到家,還是干活兒,然后你再去上班,繼續干活兒”,書中一位接受調查的受訪女性第一次提出了這個概念:“每天,她要審核8個小時的保險索賠,然后回到家,淘米下鍋準備晚餐,照顧孩子,洗一堆衣服。盡管她抗拒,但她的家庭生活確實像是上第二輪班。”


          白天出門上“第一輪班”,下班料理家務是“第二輪班”,將照料家庭的時間視為一種客觀現實,并將其納入“勞動”而非一般意義上的“私人時間”進行統計,是本書作者一種敏銳的創見,而承認“第二輪班”的存在,就成了《職場媽媽不下班》隱含的大前提。


          “帶孩子”,當我們說起這個詞,大部分人腦海里首先浮現的一定是一位母親的形象。為了維持這個約定俗成的觀念,并同時適應現代中產家庭的經濟需求,我們的文化構建出了一個“超級媽媽”神話——就像本書中文版所呈現的封面一樣,“她”是職場中的勝利者,在社會經濟生產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時,“她”可以輕松地周旋于收拾家務和帶孩子等一眾瑣事之間——后一件事對她根本夠不成一種“工作”,更遑論是“負擔”。工作和家庭之間那條巨大的能量裂縫,在這個女性身上憑借超強的“個人能力”可以完全彌合。作者將這種造神行為定義成“文化掩飾”:“常見的超級媽媽形象暗示著,她精力充沛、能力非凡,因為這些是她的個人特征,而不是因為她被迫去接受一張超負荷的時間表……女性背負的額外負擔被隱藏起來。”


          由于一種性別意識形態的長期影響,女性的時間不被賦予和男性時間平等的價值,女性從事的勞動也往往遭到貶低,甚至達到可以忽略的地步。由于長期以來家務勞動和照顧孩子是“女人的事情”,因此人們似乎習慣了它“理所當然的”不是一種工作,甚至不愿意承認做這些“雜事”也會“花時間”,文化掩飾就在這種理所當然的偏見中悄然生長出來。特別是對于中國來說,在我們的社會發展中,女性以國家運動的形式開始被大量召喚進入勞動力市場,誠如本書的中文譯者肖索未教授在譯后記中所寫:“相比生產勞動,家里的‘無償勞動’更成為需要縮減的成本,進一步貶值。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在當下中國,家庭照料的價值更缺乏足夠的認可,無論是在經濟、社會還是象征意義上。也正因如此,家務勞動和老幼照顧不僅僅被男性無視,也常常為(不得不)身擔此重的女性所輕視。”


          《大小謊言》劇照


          與此同時,超級媽媽神話想進行掩飾的還包括站在這個光輝形象背后為她分擔任務的所有“保姆、女傭、日托工作者”等一系列不被看到的藍領階層。毫無疑問,在媒介傳播形象中,超級媽媽是清一色的“白(領)骨(干)精(英)”,或者至少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層。而事實上,許多從事家政工作的女性也是職場媽媽中的一員,本身也在承受著“自己的家務”與“別人的家務”的雙重負荷,令人遺憾的是,因為職業不夠“體面”,她們甚至沒有資格進入這個女超人神話的想象范圍,家政行業的藍領女性不得不接受著雙重的掩飾,成為這個社會最不被看到的群體之一。


          超級媽媽的掩飾將一個結構性的社會問題收縮到“個人能力”高低的領域,并以此制定出了標準評價女性:“她很能干,自己帶孩子還能當領導。”“她能量不夠,當媽還可以,對工作不上心。”“她挺遺憾的,自己事業雖然不錯,孩子沒培養好。”或驕傲或遺憾的,超級媽媽的形象敷衍了客觀需求造成的沖突,成為女性得失的標尺,卻并沒有人質疑這個形象所掩飾的內容本身是否合理。


          而事實上,家務工作所需要的能量投入并不比社會化的工作少。 


          不徹底的革命


          在今天,職業女性數量的增加被視為“女性解放”的重要例證,并促進了女性權利的提升,然而,當女性的一只腳已經跨入現代經濟生活,男性與之相匹配的婚姻家庭觀念卻并沒有應運而生。如果說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的男性勞動力轉移(男人從農場轉移到有償工業勞動),使男人在文明進步的程度上走在了女性前面,那么在后工業時代,大量職業女性的產生也正在讓無數家庭與傳統的生活模式告別。但這一次是男性“拖后腿”了,丈夫們并沒有快速配合上妻子身份的轉變——女性的另一只腳依然被牽絆在無法厘清邊界的家庭勞動里,得不到足夠的幫助和分擔。這導致了一個不眠不休的“不下班媽媽”的誕生,本書將這一現象稱為“停滯的家庭革命”,它的“停滯”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勞動時間的差異


          在時間的維度上,女性的總體勞動時間高于男性,作者曾對她的調查對象進行了這樣的計算:“將有償工作、家務勞動和兒童照料的時間加在一起進行平均和估算,結果顯示,女性每周的勞動時間比男性多15個小時。這意味著,女性每一年的勞動時間比男性多出整一個月(每天按24小時計),而每12年則多出一整年。”


          誠然,現代社會的性別革命主要由經濟領域的變化引發,但事實上普通人往往是在婚姻里更強烈的感受到了它。自人類進入父權社會以來,女性理應更多照料家庭這種價值觀就受到普遍認可,時至今日它幾乎已經同時潛入了男性和女性的文化無意識中。在本書進行調研的受訪人群中,70%的男性自述承擔了三分之到一半的家務勞動,而能夠與女性平分家務的男性僅有20%,另有10%的男性承擔的家務不足總量的三分之一。


          *勞動性質的差別


          而即便是在家務分配比較平衡的家庭中,女性也會出于傳統價值觀的影響,習慣性認為自己對操辦家庭事務負有更大責任。《職場媽媽不下班》將一個人的勞動時間分成三個部分:工作、家務和孩子。作者敏銳的發現,同為全職工作者,母親常常要應付以上全部三項內容,而大部分父親則只需要照顧其中的兩項:工作和孩子。我們只需對兩種勞動的性質進行簡單的比較就會發現,父親在做選擇的時候自然而然地忽略了家庭生活中最枯燥的那部分:清理房間、收拾廁所、洗衣做飯。就算是在“照料孩子”這一項勞動中,父親更多承擔的也是帶孩子“做好玩的事”,比如戶外游戲,或者輔導學習。而母親則花了更多的時間在日復一復的看護上:比如喂飯、洗澡、換尿布、帶孩子去醫院……


          《英文系主任》劇照


          在家務勞動分配比較平均的家庭中,母親通常也承擔了更多在固定時間必須執行的重復勞動。比如在大多數家庭中,母親負責做飯,父親負責修理電器。做飯是一日三餐,到點必須進行的任務,而修電器也許只要幾個月甚至一年一次,況且還可以“等我有時間時”再做。“因此,和女性相比,男性對何時干家務有更多的掌控力。他們可能也會忙于家務,但一般對自己的時間有更多自主權。”而女性則表現的更為疲憊、心力交瘁,盡管職場媽媽通常擁有更好的經濟地位、更高的自尊感。


          誠如本書的副標題所言,這是一場“未完成的家庭革命”,女性通過職業生活提高了社會地位,但革命的另一半并沒有完成:家庭經濟壓力對女性薪水的實際需求與根深蒂固的“男主外,女主內”思維造成了矛盾的停滯,家務勞動依然不停的呼喚著女性,舊道德的楷模依然存在。 


          夾縫中的爸爸:分擔與不分擔的男性


          那么在這場卡住的革命中,男性的面貌又是如何呢?


          答案似乎是:并不快樂。


          《職場媽媽不下班》的另一個亮點正在于客觀的揭示出現代社會的男性在雙職工家庭的系統性困境中也并不是作威作福的形象:“無論一對夫妻向往那種婚姻理想,上兩個輪班的張力對男性和女性造成的影響幾乎相當。每年額外勞動一個月的女性受到的影響上顯而易見的(……)但是,本研究的一個重要發現是,這種張力無疑也波及了男性。如果男性分擔第二輪班,張力就直接作用于他們。如果不分擔,張力則通過妻子對他們產生影響。”


          面對疲憊不堪的職場媽媽,男性采用的應對策略通常有兩種:超級奶爸或者視而不見。成為超級奶爸——這其實是“超級媽媽”的異性復制版,同樣的負荷轉移到男性身上,但問題并未有根本性解決;而對家務勞動視而不見,一些男性選擇用這種回避的方式與叱咤職場的媽媽們爭奪家庭地位的平衡感:要求妻子做家務是一種特權,如果男人分擔了第二輪班,他就喪失了這種特權。然而即便如此,承擔巨大工作量的女性的負面情緒也會造成家庭矛盾,讓男性處于道德上的不利地位,進而陷入同樣的沮喪和焦慮。


          《職場媽媽不下班》使用“性別策略”來稱呼夫妻雙方對待家務分工的觀念和處理方式,每每涉及男性性別策略的時候,作者的描述往往略顯灰暗,性別策略的底層充滿斷裂和心機,作者由此提出了一個“感恩經濟學”的模型:夫妻雙方通過對家庭的貢獻(主要是經濟上的)不斷向情感銀行存入道德積分,而避免做家務的人其實就是在用自己賬戶中往日的道德積分兌換自由時間。除了積分兌換制的邏輯,讓人不可思議的是,有時處理家務還會被視為一種無償的“饋贈”,作為禮物由一方送給另一方:“男女性別意識形態之間的互相作用,背后隱含著更深層次的雙方對彼此的感恩之情的相互作用。一個人想要如何認同自己,影響著在婚姻的你來我往中,什么會被視為一種饋贈,什么又不會。當一個男人覺得妻子比自己賺得多不符合自己的男性理想,‘忍受它’就成為他對她的饋贈(……)另一個男性說:當我老婆開始比我賺得多時,我覺得自己好像挖到寶了。在這個案例里,成為饋贈的是妻子的薪資,而不是他接納這份薪資的氣量。”作者進而指出,當一對夫妻發生矛盾時,很少是因為具體的誰做了什么,誰又沒做什么,更多的爭執聚焦于饋贈的索取和給予。不得不令人嘆服,霍克希爾德在此處所展示出的“社會學的想象力”簡直可以用犀利來形容,幾乎一針見血的說出了家庭政治的底層邏輯。


          《絕望的主婦》劇照


          《職場媽媽不下班》在最具體的語境中還原出了“雙職工”家庭中夫婦雙方的尷尬。正如作者在本書接近尾聲時誠實地指出的,這是一個社會的系統性困境,盡管大部分情況下,在職場和家庭的矛盾間選擇承擔更多家務而放棄職業生涯的是女性,但從某種意義上說,男性也是工業化社會中勞資制度的“迷失者”。夾在職場對勞動力剩余價值的剝削和家庭的日常運轉投入之間,如果人們的性別觀念不發生改變,如果無法從國家制度上正視家庭勞動的需求,以至于從外部提供更多的家政幫助和支持,顯然,單純依靠夫妻內部的主觀努力我們很難找到完美的解決方案。


          “要投入工作就沒有時間照顧家庭”,霍克希爾德大膽地講出了這句真話。這種物理時間上的矛盾不可能由“超能力媽媽”的神話來粉飾,而家務勞動、陪伴孩子、照顧老人,又切切實實是足夠一個人不止不休勞動一天的工作量。《職場媽媽不下班》客觀而誠實的將那個長期被遮蔽的,摸棱兩可的“家務事”提到臺前來進行討論,通過數據統計和一手調查向人們展示照料家庭這樁“小事”的真實存在和它應被與“上班工作”平等對待的理由,這是本書作者的人間關懷所在,也是本書從始至終力圖向讀者們傳遞的價值觀。在本書的末尾,作者向我們提出了自己對于這個矛盾的解決方案以及一個更良性的國家性別策略:男性有意識的主動分擔家庭勞動,并在工作場所建立日托中心,賦予生育、育兒、帶老人看病等一系列家庭職責以合理的帶薪假期。——否則,依據作者的統計顯示,我們可能會迎來的是一個離婚率更高的社會,畢竟誰的一天不是只有24個小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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