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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成康:雍正對用人之道的別一種見解
          日期:2021/8/25 16:12:16 人氣:361

          自古帝王之治天下,首重用人與行政。同司馬光“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的重德輕才的取人之術大異其趣,雍正皇帝在政治實踐中倡行了一條“寧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誤事的清官”的重才輕德的用人路線。雍正的用人之道與他的父親康熙其實是一脈相承的,而后世論者卻多以為康熙年間清官雖不為時容,但往往受到康熙皇帝始終如一的扶植和保護。但康熙鄙薄清官、重能輕賢的另一面,卻很少被人提起,而這一面恰恰是康熙內心深處的真實思想,對其后世子孫,乃至整個清代政治的影響也極為深遠。這樣,在持續一個多世紀之久的康乾盛世就出現了引人矚目的與傳統用人之道大異其趣的政治現象。那么,這一特殊政治現象背后的原因何在呢?

           

          *文章節選自《清代政治論稿》(郭成康 著 三聯書店2021-8)

          寧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誤事的清官——雍正對用人之道的別一種見解(節選) 文 | 郭成康

          賢與德,反映了人們對社會正義的期望,體現了儒家理想主義的道德追求,其最高境界是實現社會穩定;能與才,則是時代對效率的呼喚,它適應社會變革的需要,注重從實行的層面推動社會的發展。被歷代統治者奉為正統的用人之道傾向于前者,而以雍正為代表的康乾盛世的用人之道則傾向于后者。二者之間的分歧,既有滿漢文化差異的影響,也有滿、漢大臣官員爭取權力資源最大占有的背景,但從根本上講,是由追求效率、發展,還是追求公正、穩定的政治路線所決定的,是由當時統治者所面臨的形勢所決定的。“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曹操這十個字的概括恐怕是古今不易的真理。
          縱觀中國古代歷史,重能輕賢、重才輕守的用人之道在中國古代并非僅見于盛清時代。曹操的“唯才是舉”和唐太宗的“惟才是與”,是和漢末至唐初世家大族把持用人大權的特殊時代背景分不開的,他們從政治需要著眼,急于打破“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這樣埋沒人才的局面。兩宋以后,特別是明代中葉以后,隨著世界航海時代的到來,中國傳統社會經濟內部開始醞釀著越來越明顯的變動,用人就不單是平治天下重大問題,而且是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而用人是首重才能,還是重德輕才,這兩種對立的用人路線之間的沖突也隨之日趨激烈起來。 北宋神宗朝王安石主持的變法和王安石其人歷來頗受持正統觀念者所訾議,直到清代才漸漸地有了轉變。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堪稱中國古代第一次具有社會經濟革新意義的維新變法,其推行新法,始終認定人才為根本,《上仁宗皇帝書》論變法綱領洋洋萬言,無非“陶冶人才”四字而已。王安石以為,變法最大的障礙是秉持國政的大臣非“安習故常而無所知”的“庸人”,即“惡直丑正而有所忌”的“奸人”。他乞請朝廷罷黜那些“年老、患病、贓污、不材之人”,其中尤以“不材之人為害勝于贓污者。”這話正面來說,自然是寧可用操守有玷的才智之士,也不用因循廢弛的庸人。實際上,為了推行改革事業,他打破科舉取士和升遷舊規,破格提拔了一些銳意革新、年輕干練,但日后也確實暴露出某些品德品質問題的人才,以致舊黨詆毀他“罷黜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儇慧少年”。 明朝萬歷初年,紀綱不振,主少國疑,張居正不避猜嫌,以國家社稷為己任,專政十年,用鐵腕手段矯除積弊,貫注心力于國富兵強,明朝幾呈中興之勢。和王安石一樣,在用人之道上,張居正也屬“唯才是舉”一派,他說:“本朝則立賢無方,惟才是用。”他深感除舊布新的艱難和人才的重要,遂斷言:“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因此,他的改革構想和方案,多與負地方重任者通過書信直接溝通,而其中多有青史留名的當世文武人才,如鎮守遼東的李成梁、鎮守薊門的戚繼光、在清口一帶治河治運的潘季馴,等等。張居正似乎感覺到了,在治國方針和取人之術確定之后,以富國強兵為目的的改革,其成敗將最終決定于在地方能否得到切實的貫徹,而具有這方面重任的大員也最能提供為朝廷決策所依據的來自底層的各種信息。 較之宋代和明代,鴉片戰爭前清代的中國從總體上看雖然沒有從根本上動搖傳統農業社會的基本架構,但這近二百年間,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聯系日益緊密。反映在國內,則人口成倍增長,白銀大量內流,物價持續上漲,社會動蕩不安,這一切都從更深層次動搖和瓦解著傳統社會賴以存在的基礎;海外貿易的長足發展、商品經濟的空前活躍,開始改變傳統農業、手工業、商業的產業結構和固有的階級關系,并導致東部與西部、內地與邊疆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的加劇;傳統政治體制和經濟、財政、金融制度面臨著歷史上空前嚴峻的挑戰。總而言之,當時清朝皇帝所遇到的改革壓力之大,不是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統治者能比的。幸運的是,相繼在位長達一百三十幾年的康雍乾三位皇帝,順應時代潮流,確實對舊體制進行了諸多改革。今天,雍正的改革已為人們所公認,其實這段有聲有色的改革溯源于康熙,貫注于乾隆,不過是整個改革進程的一個高潮而已,其碩果就是造就了中國古代最后一個,也是最輝煌的一個盛世——康乾盛世。康雍乾三位皇帝也終于擺脫了中國歷史上凡倡導改革者難逃厄運的宿命,而以其文治武功彪炳史冊。這恐怕要歸因于客觀上時代有比較強烈的改革需要,他們又順應時代的變動,對于傳統的治國方針和用人之道適時地進行了調整。


           《康熙南巡圖》第十卷(局部) 故宮博物院藏

          如果說時代變動,那么,康雍乾時代一個最重大的最突出的社會問題就是人口劇增。大約在乾隆初年,人口已達到以往中國歷史上的最高峰,即明萬歷年間的1.5億,到乾隆末不過半個世紀的時間里人口又翻了一番,突破3億,許許多多的社會問題也隨之而來了,當時的有識之士如洪亮吉就有“盛世之憂”的慨嘆。所以說康雍乾時代從一個角度看無疑是個盛世,換一個角度看又是一個亙古未遇、讓人不勝憂慮的多事之秋。雍正似乎敏銳地感覺到了時代脈搏的異動,他誠懇地向臣下表示:“士習吏治自唐宋以來不可問矣!朕竭力欲挽此數千百年之頹風,爾等亦當竭力匡襄以勉之。” “此風若不悛改,必致封疆大吏,皆以實心任事、整飭地方為嫌,相率而為茍且之計,吏治何所倚賴乎?”以追求社會安定為終極目標的傳統治國方針以及與之相應的用人之道,在雍正看來已經流弊叢集,統治者要想駕穩時代的航船,進而成就一番非常的偉業,就應了張居正“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那句話。康雍乾三位皇帝認準了這一點,在用人之道上,堅決摒棄自恃廉潔而不干實事的巧宦,大膽啟用“非常之人”,也就是確有才干見識、勇于開拓進取的能吏,將他們置于推行新政最關鍵的部位,特別注重選用主持一省或幾省軍政事務的督撫等地方要員。大概只有這樣看,才能理解康熙說不能辦事的清官“反不如不清之官”時的忿激情緒,才能理解雍正對“求其過則不得,論其心則實偽”鄉愿式的清官何以如此深惡痛絕;才能理解乾隆所說的“朕所簡任的督撫大臣以及藩臬兩司、道、府亦皆擇其能理民事者而用之”蘊含的深意。 當然,康雍乾三位皇帝都不具備把握時代脈搏的自覺意識,他們無非覺得眼下人口繁滋,物價上漲,社會騷動,治國用人的老辦法有的顯然已經失靈了,為了大清帝國長治久安,不得不對傳統方針政策做出某些調整。閩廣地區開放海禁和解除礦禁,也許最能檢驗康雍乾三位皇帝用人之道的新思路,以及他們都曾經歷過的程度不同的猶豫和動搖。當時中國人口壓力最大的是東南沿海閩廣地區,那里山多田少,過剩人口或漂流海外,或就食江西、湖廣、川陜,顯然這都不是根本解決的辦法,只有利用瀕臨大海、地多礦藏的有利條件發展海外貿易和工礦業,才是吸收過剩勞動力的前景光明之路。康熙晚年,從國家安全的政治高度考慮下令禁止東南沿海商民前往南洋貿易,迨雍正中,旗員閩浙總督高其倬以閩省“福、興、漳、泉、汀五府,生齒日繁,多無田可耕,流為盜賊,勢所不免”為由,奏請開放洋禁,以廣其謀生之路。雍正準高其倬所請,重新開放對南洋貿易,從而帶動了東南沿海地區外向型手工制造業的發展,吸納了部分過剩人口,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社會矛盾。再來看廣東的礦禁。自康熙、雍正以來,廣東礦禁時弛時禁,朝廷政策搖擺不定,乾隆初爭議再起,廣東提督張天駿以開礦每致聚眾滋事,“為海疆安靖之計”,力主繼續禁止開礦。兩廣總督旗員鄂彌達具折批駁,略言現在粵東招商開采銅礦,銅斤充裕,制錢流布,方便百姓,有利國用,無過于此。況且粵東山多田少,小民生計艱難,如果就近招募開礦冶煉,濱海無數失去土地的流民都可以借此找到生計,可見開采粵東銅礦不僅有裨鼓鑄,而且利益民生。提臣張天駿奏請禁礦,不過是借“安靖海疆”之名,達到推卸責任、保全自己官位的目的。鄂彌達還針鋒相對地指出:“海疆固宜安靖,然所謂安靖者,必地方整理,人民樂業,始可云安靖,非圖便偷安,阘茸廢弛,僥幸無事,竟置朝廷重務于膜外而謂之安靖也。”乾隆支持鄂彌達,特降旨說:“這所奏甚是。地方大吏原以地方整理、人民樂業為安靖,豈可以圖便偷安,置朝廷重務于膜外而謂之安靖耶?”于是命將張天駿交部議處。鄂彌達這個滿洲大吏很聰敏,他實際上闡明了所謂“穩定”,其實有因循保守的消極穩定和在發展的基礎上實現更高層次上的積極穩定兩種不同的含義。這樣一講,就把穩定和發展這一對本來不好調和的矛盾在理論上統一起來。廣東解除礦禁標志著清代國家產業政策一次具有某種嶄新意義的重大調整,其影響遠遠超出廣東一省。世界歷史表明,人口與資源的緊張關系往往會推動傳統社會邁出向現代社會轉變的艱難的第一步,18世紀初期中國閩廣地區在人口壓力下最先出現的解除海禁和礦禁的強烈需要,從某種意義上講,可以把它看作古老的農業社會的中國迎來的工業化文明的第一抹熹微的曙光。如果這樣來認識雍正和乾隆對閩廣地區解除海禁和礦禁的決策的話,如果這樣來認識雍正和乾隆所任用的能員高其倬、鄂彌達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的話,我們不能不高度評價康雍乾三位皇帝治國之術和用人之道中蘊含的先行者的思想精華和推動中國歷史前進的積極作用。


          《雍正祭先農壇圖》(局部) 清 郎世寧 故宮博物院藏

           

          中國古代有一個十分值得珍貴的文化傳統,那就是牧民者應時時懷有一顆重民天而厚民生的誠敬之心。由此出發,宋儒司馬光發揮了仁義治國、不興革、忌擾民、用人重德不重才的穩定第一,因循保守色彩濃厚的一面,而王安石、張居正以至康雍乾三位皇帝則強調了以改革求發展、以發展改善民生、用人重賢而輕能的務實高效的另一面。前者適應發展比較緩慢的農業社會時代,且拉起孔孟之道為大旗,所以一直居于正統地位,后者應社會變動之運而生,乘時代進步之勢而發展,在理論上也不難從三代圣帝明王那里找到依據,自然給人一種生機勃勃、耳目一新之感。但畢竟古代的中國始終未脫農業社會基本框架,傳統因循的勢力又郁積深厚,陣容嚴整,所以,誠如乾隆皇帝所言,后者最終不過是“權宜辦理”之計。但千萬可別小看了這因時制宜的權變之計,中國在18世紀出現了舉世矚目的康乾盛世,原因是多方面的,康雍乾三位皇帝順應歷史發展趨勢,勇敢地舉起了批判(盡管這種批判有時采取了對儒家教條另類解釋的方式)因循保守的傳統儒家理念的大旗,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調整了治國之術和用人之道,實在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康雍乾三帝從滿族務實的文化傳統出發,奮力振刷傳統居官立身之道的流弊,大膽起用為主效忠且有干才識見之能吏,因而政治上富有朝氣,建樹頗多。但物極必反,其重能輕賢、重才輕守傾向慢慢走向極端,就難免滋生新的流弊。 平心而論,御史曹一士所針砭的時弊“貪吏、酷吏者,無一不出于能吏之中”,實在是雍正、乾隆始料不及的,也是他們不愿看到的。如果深究起來,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一個重要的不可忽視的原因是最高統治者輿論導向出了某種偏差,這種偏差從康熙皇帝之鄙薄清官時已初見端倪,到了雍正、乾隆手里,則為害一發而不可收。曹一士在批評重能輕賢的流弊時曾說:“人主好尚一乖,臣下取舍頓異,故轉移之機,不可不慎。”這個方正的御史所講的話未必都對,未必沒有偏頗之處,但這一點他畢竟抓住了要害。
          作為清官的個人,絕少十全十美的完人,他可能有種種毛病,諸如短于理事、因循保守;諸如拘泥偏執、猜忌刻薄、虛偽好名、言行相違,等等。康雍乾三位皇帝對某一個號稱清官者的批評,就“這個”清官來說可能并不錯,但這種批評多了,且出自皇上之口,問題就嚴重起來,似乎只要是操守廉潔的清官就難免此類通病,這樣一來,作為整體的清官,或者說被抽象化了的清官的身上就被潑上了污水。更加嚴重的是,清官是中國政治文化中一個值得重視的現象,在中國老百姓的心底里,早就矗立起了清官操守廉潔、秉公執正、剛正不阿、為民請命的完美形象,在清官身上寄托了他們對社會正義的期望,特別是對社會財富公平分配的向往;在中國知識分子的心目中,出仕做一個清官也是他們終身追求的理想,“修齊治平”首舉“修身”,宋明以來,士人篤守程、朱者,注重講學,析理精微,而學本陸、王者,則以慎獨為宗,治身務自刻厲,二者雖有門戶之別,而為官皆重志操潔清,多能無負其所學,在他們身上總有一股正氣,這就是彌足珍貴的儒家理想主義的精神,而不學無術的所謂能員既少學問根底,監控稍疏,即難免放辟邪侈,無不為己,和他們是不可同提并論的。公平地講,康熙皇帝對此并非無所鑒察,但出于對效率、發展的偏求和下面就要提到的政治方面的原因,所以講了一些如不能辦事的清官反“不如不清之官”“即使操守平常,民猶諒之,未若自恃廉潔,貽累地方之為甚。譬如木偶泥人,縱勺水不入口,安所用之?”之類有意無意厭薄貶損清官的話,從這里已埋下了日后思想上是非標準趨于混亂的根子。
          再來看康雍乾三位皇帝對假道學的批判。道學以繼承孔孟“道統”為職志,講道學上者注重身體力行,其德量、操守、政事,皆足令人神往,即不夠純粹,也多能為循良之吏。但儒家理想主義所懸標準過高,因此講學者又不免虛偽迂闊,最下者甚至流于欺世盜名,為世人所詬病。康熙時的理學名臣熊賜履的“嚼簽子”、李光地的“負友”和“奪情”最是顯例。康熙之尊道學有政治上的考慮,故對熊、李之輩都能優而容之,但心底里自有看法,他曾和大學士們私下講:“講道學之人,家中危坐,但可閑談作文,一有職任,即有所不能。若不用此輩,又以不用士人為怨,朕何必令人怨耶?即如湯斌、耿介與趙申喬輩,朕皆用至大臣。”到雍正、乾隆那里可沒有這么客氣這么講究治術了。他們對道學似乎有一種仇恨心理,對付講學者慣用的伎倆是專揭他的禿瘡痂疤。云南巡撫楊名時以道學自勵,號為士人領袖,雍正罵他:“假道學,實系真光棍!誠為名教罪人、國家蠱毒!”蓄意制造了一起迫害楊名時的冤獄,審訊時刑官按雍正授意問他:“你說歷任多年一個錢不要,為什么收下屬金杯緞匹?”又問他:“看你所行的事與你所說的話都不相符,看你舉動都是你裝出來的假樣子,這樣看來,你任內不肖的事體自然還有,你一一據實供來!”乾隆比雍正還霸道,理學家尹會一之子、大理寺卿尹嘉銓的假道學在被盡情地嘲弄一番之后,竟“從寬”被處以絞刑。乾隆時期,不管真道學還是假道學,統統被世人鄙而譏之,紀曉嵐就看準了政治風向,專門去揪假道學的小辮子,連晴雯也揶揄說:“襲人嗎?越發道學了,獨自個在屋里面壁呢。”可見道學之不容于當時官場與社會。在潑出假道學臟水時把盆里道學這不錯的嬰兒也潑出去了,士大夫道德與精神的墮落恐怕與此不無關系吧。


          《雍正帝臨雍講學圖》(局部) 故宮博物院藏


          康雍乾三位皇帝對清官和道學的苛責,既有思想方法絕對化的問題,也有政治上的成見。他們都惡臣工結黨,而尤惡沽名,為什么沽名比結黨還可怕呢?江寧巡撫湯斌在蘇州所出告示中有“愛民有心,救民無術”之語,大學士明珠告發他“謗訕”君上,康熙也責備說“彼為巡撫,果愛民心切,豈難據實上奏,何乃出‘救民無術’之語?”一個省級官員講幾句“愛民有心,救民無術”之類的話,究竟觸犯了什么大忌諱?在今天很難理解。但在專制時代,如此一說,就隱含世道暗無天日、百姓水深火熱之意,喜歡聽好話的皇帝心里豈能舒服?況且,一切愛民救民之舉都應恩出君上,你湯斌有什么資格講“救民”?清官一個大優點也是一個容易觸犯逆鱗的大毛病是總按捺不住要“為民請命”,這在政治上是和君主專制水火不容的。云南巡撫楊名時也是個不識時務的講道學的清官,在下面做了很多減輕農民負擔的好事,老百姓說他好,他卻忘記推功于皇上,結果雍正斥責他“只圖沽一己之虛名,而不知綱常之大義,其心實愿父為瞽瞍,以成己之孝,君為桀紂,以成己之忠”,“君父且不顧,豈尚計及于吏治民生乎?夫以盜名之邪念,至欲以君父成己之名,在家則為逆子,在國則為逆臣,天理尚可容乎,其罪尚可逭乎?”人主之所以深惡痛疾清官的“為民請命”,恐怕再沒有比雍正表述得如此窮形盡相了。認識上的偏見加上政治上的成見交織在一起,無疑更加大了輿論導向的偏差。 一代官吏的趨止,一代官場的風氣,說到底,與最高統治者的導向有很大關系。乾隆中期以后士大夫道德自律松弛的原因固然很多,而追本溯源,自康熙開始的持續百年之久的誤導,自應負一定的責任。在總結造成當年吏治迅速腐敗的歷史教訓時,曹一士所言“人主好尚一乖,臣下取舍頓異,故轉移之機,不可不慎”,實在值得我們深長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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