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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翔哥說|1921的前一年
          日期:2021/7/9 13:04:22 人氣:487


          1920年春,北方大地的農民們呼吸著炙熱的空氣,抬頭看著數月滴雨未下的天空,驚覺:大事不好。

           

          數十年后,氣象學家們寫下,“那年是近百年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最弱最偏東的一年”。祖祖輩輩耕種的農民們不清楚什么是“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人們看著龜裂的大地,老一輩告訴他們,四十年前的“丁戊奇荒”,又來了。

           

          到那年夏天,旱災已經席卷北至黑龍江、南至江西北部的遼闊大地,東北、華北、西北乃至華東都陷入災情中,尤其京津冀地區,降雨量只有不到平常年份的一半,赤野千里,河流干涸,莊稼枯死,顆粒無收,存糧吃完后,人們摘樹葉挖草根拔樹皮為食,當能下咽的東西都吃完后,饑荒開始迅速蔓延,三千萬人淪為災民。

           

          直隸順德府災前有十萬九千三百人口,有三萬一千二百八十人凍餓而死。陜西災區里,“道殣相望,死亡之數,日以千計”。大災之后有大疫,倒斃的餓殍在高溫下很快成為瘟疫的源頭,瘟疫在山東、河南數縣爆發,“有發現疫癘之處,死亡枕藉,逃生無所”,以至于“戶尸遍野,豺狼滿道,幾成禽獸世界”。

           

          數以百萬計災民拖家帶口逃難,奔赴東北的河北、山東的災民絡繹不絕,“除已經資遣或投奔鄉戚者外,尚有二萬余人,在皇姑屯、塔灣等處露宿,終日乞討,亦難一飽,慘苦不堪言狀”。除了涌向東北、新疆,還有的涌入北京,街頭小巷滿是衣衫襤褸的逃荒饑民。

           

          為了活下去,妻兒被賣,時人寫道,“災民當兒女賣出時,莫不痛哭失聲,事后悔恨而自殺身亡者也大有人在”。

           

          災難并沒有收手,那年12月16日,甘肅海原突發了一場8.5級大地震,不但甘肅、寧夏,陜西、山西、河南等省數各地區也被波及,這場百年最強烈的超級地震,造成了28.82萬人死亡,超過30萬人受傷,房屋倒塌難以計數,幸存的人缺衣少食,“數十里內人煙斷絕”,在發給北洋政府的電報里,甘肅督軍寫道,“瑟縮露宿,匍匐扶傷,哭聲遍野,不為餓殍,亦將僵斃。牲畜傷亡散隅,狼狗亦群出噬人”,“幾如世界末日將至”。

           

          禍不單行,年底一場大雪降臨河南南部,驚魂未定的災民陷入冰天雪地,很多人凍死在逃難路上,“千山之中,萬壑之間,往往有全家老幼凍餓以死此道途之上,冰天雪地,餓殍枕藉,比比皆是”。

           

          旱災、饑荒、蝗災、瘟疫、大地震、雪災反復洗劫著北方大地,50萬人死于旱災和饑荒,近30萬人死于地震。天災難絕,人禍更兇,從1916年起的軍閥混戰進入到第4年,7月直皖戰爭爆發,戰區在受旱災最重的京畿、河南、山東,戰區內“房屋早化灰燼,百姓流離失所,無家可歸”。

           

          天災人禍,近百萬中國人在哀嚎中悲涼地離開了苦難的人世間,可能,連個矮矮的墳頭都沒有。

           

          01

          崩潰

           

          彼時已經是民國九年,袁世凱已在4年前就死了。

           

          但北京城更為混亂,清朝崩潰后,中華大地很快淪為“武夫治國”,北京城頭不斷變幻大王旗。北方災荒蔓延時,掌握權柄的軍閥們正忙著搶奪權力,那年一月,直系軍閥吳佩孚就密謀“倒段”,而盤踞北京的段祺瑞也在積極防備。

           

          7月14日,戰爭正式爆發,不到一周就分出了勝負,19日,段祺瑞通電辭職。直、奉兩軍開進北京,共同控制了北洋政權。

           

          戰爭雖然只有5天,但給老百姓帶來的災難卻是深重的。“戰線以內,幾盡焦土,即兵車所至,亦雞犬一空,延袤數百里,村舍蕩然,流離載道”。河南西部被西北軍、直軍、奉軍反復拉鋸,所有軍閥都索要糧草軍餉,洛陽、偃師等縣民間被搜刮一空。土匪乘機蜂起,大肆焚掠。皖系兵敗后,潰兵加入匪幫,勢焰大漲,在洛陽等地搶掠,上百個村莊被付之一炬。豫西旅京救濟會在《豫西災情報告書》中悲憤地寫道:“人民不死于荒,即死于匪;不死于匪,亦死于兵差矣”。

           

          在當時,軍閥的大兵并不是保家衛國,與土匪無異。局勢的動蕩,各地方也忙于自保,對那些扒上火車沿鐵路線逃荒的饑民,“到境之時,該地方官廳往往禁止下車,迫令返回原處,災民等在車站凍餒過久,時有僵斃”,在京漢線,“由保定至琉璃河,沿鐵路一帶霍亂盛行,死者比比”。

           

          當戰爭結束,直奉系控制的北洋政府終于肯騰出手來救災了,但8月才撥款二、三萬元賑濟直魯豫三省,連毛毛雨都算不上。到9月,北洋政府才姍姍成立籌議賑災臨時委員會,10月在內務部成立督辦賑務處,綜理華北五省旱災賑濟及善后事宜,派遣專員到受災各省會辦賑務,籌款運糧,開設粥廠。當時國庫早就虧空,為了籌集資金,北洋政府以海關附加稅為抵押向英美日法四國銀團舉了400萬外債,加上公債、附捐、募捐,共籌集了1133萬救災款。

           

          當時救災所需上億元,一千多萬本就不夠,可直系首領曹錕一人就貪污了其中三百余萬元,被他挪去賄選了。上行下效,各級軍閥、官吏紛紛截流救災款,層層盤剝,真正到災民手里時,已經所剩無幾,甚至就是那幾個銅板,也可能被當地的惡紳拿走。

           

          對于軍閥們來說,死“區區幾個老百姓”算什么呢,這個軍閥集團只關心手里有多少兵,占據了多少地盤。有兵有地盤就可以作威作福,所搜刮的錢財有7成用于支付了軍費和債務費,前者是收買籠絡小軍閥、兵痞,后者是孝敬列強換取支持。

           

           

          北方大地數十萬餓殍成了北洋糟糕統治的祭品,茫茫荒原上的冤魂們無處申冤。

           

          被迫無奈,當年11月,北京(國際統一)救災總會邀請各地的賑災團體,組織召開了賑災聯席會議,社會名流、商人們紛紛參與,籌集救災款,積極救災,接濟災民。

           

          其實,1920年的災荒早有預兆。從1886年到1920年,中國每年凈進口糧食在20萬噸到35萬噸之間。糧食不夠吃,但北方各地的軍閥卻扶持起了鴉片種植。雖然當時北洋政府明面上繼續禁煙,但英、日等列強在控制的大連、膠州、澳門、香港等地走私鴉片、嗎啡猖獗,深入到內地。煙土屢禁不絕,消費巨大,軍閥們就動起了心思,河南、陜西、山西等省很快大規模種植,在陜西中部、西部“把有用的土地,十有九種成毒苗”,大大小小擁兵自重的軍閥在割據的地盤內,無不把“鴉片為絕大利源,于是包庇販運,抽收煙稅,明目張膽行之,甚而至于強迫人民種煙,借收畝捐,而裕銅糈”。

           

          土地除了用去種毒苗,還種棉花等經濟作物,被軍閥和投靠的商人們賣給棉紡廠獲利。唯獨,減少了糧食種植。而河南、陜西正是1920年饑荒最嚴重的省份,在鴉片貿易中大發橫財的軍閥這時候卻不愿掏錢救災。

           

          糧食不夠吃,要進口,但饑荒之年,卻有大量糧食出口,本來大米的出口在1919年以前一直只有幾萬擔的出口,但1919年突然上升到146萬擔,到了饑荒的1920年仍高達37萬擔。更為吊詭的是,1920年居然是中國面粉出口的小高峰,總量甚至超出了之前數年總和。

           

           

          一來是,當時中國面粉工業快速發展,約有100家機制面粉廠,進口外國便宜的小麥研磨成面粉,再出口賺差價;二來,是當時北方的災民根本沒錢購買。以直隸沙河縣為例,春季米價是1斤/6枚銅元,到夏季漲到了1斤/12枚;河南在春夏之交,生麥1斤/80文,到9月已經飛漲到1斤/200文。稍有資產的農戶為了買糧,不得不賣房、賣地、賣牲畜,散盡家財。至于沒錢的,唯有等死。


           

          同樣煎熬的還有海原地震災區的災民們。地震發生后,地方政府邊自救,邊聯系上級政府,但此時甘肅省內隴東、隴南與省會蘭州已經交通中斷,信息不通。甘肅雖有電報設施,但震區詳細情況未能通過電報線傳送出去,直到震后一個月,固原電報局幸存員工才在用席子、門板搭起的棚子里,發出第一份電文,外界才詳細知道震區慘絕人寰的狀況。

           

          即便知曉了災區的慘況,當時甘肅的軍政大員們卻忙于爭權奪利,督軍兼省長張廣建雖致電求援,但任期利用心腹朋黨貪污成風,財政也無法維持,漢回各族將領及鄉紳紛紛反對,張廣建干脆將搜刮來的大批金銀細軟、字畫等財物偷運外地,丟下災民,離開甘肅去天津做寓公了。

           

          北洋政府得知災情后,直系奉系正忙著瓜分權力,沒有及時有力地開展救災活動,地震發生數月后的第二年,才從內務、教育、農商三部協同派委員謝家榮等6人,搭乘京綏火車到綏遠,取道寧夏,輾轉到達皋蘭、固原、平涼,走訪重點災區,花幾個月完成了《民國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甘肅及其他各省之地震情形》調查報告,這份報告是北洋政府對這次震災所采取的唯一看得過去的措施。

           

          救災全靠社會團體尤其是甘肅震災委員會等組織籌集錢款賑災,他們多方籌集資金,招募民工逾千人,疏通河道、修復橋梁、修筑道路。此外還有國內外志愿者紛紛捐助資金,成立救助組織,冒著酷暑嚴寒步行在甘肅大地上開展救助活動,治療傷病患者,幫助災民重建家園。

           

          當然,黑暗的官場也有微光。地震發生后,靜寧縣知事周廷元迅速打開縣糧倉賑濟災民,從本地商人手中購買衣物送給災民,從縣倉庫中取出70多頂帳篷搭建給災民居住,捐出自己的俸祿并募捐,以工代賑,召集災民,疏通堰塞湖,避免了水災二次災害,為萬民所稱頌。

           

          只是,這樣的好官太少了。近30萬震區災民沒能熬過辛酉年除夕。

           

          02

          嘈雜

           

          那一年,對未在災區的老百姓,日子同樣也不好受。

           

          北洋政府機關人員、教師欠薪數月不等,甚至有欠了20個月的,連總統府的辦公經費也數月發不出,整個政府系統瀕于失能。連看似賬面工資頗豐的大學教授們也窮困潦倒,忙于討薪。

           

          在最為富庶的上海,夏秋之際,米價從每石七元暴漲至十六元以上。而一般工人每日每人所得的工資兩角、三角、四角不等,當時的觀察家寫道,“每人一日所消耗的,斷不止兩三角。譬如一日食米一升,小菜薪火決不下六七十文,僅僅這兩種合算來,就已經超過兩角,房租衣服,又從何處開銷呢?”

           

          在“南陳北李”的發起下,1920年5月1日,上海的工人們過了第一個勞動節,為此《新青年》隆重推出篇幅達400頁的“勞動節紀念號”,詳細記載了對各地各行業工人的調查情況:1、絲廠:無錫絲廠工人工資最大每日三角五分,最小每日八分;上海絲廠工人最多三角六分到四角,最低約一角五分,工頭每月約二十元。2、織布廠:上海織布廠工人最多每日二角六分,最少每日八分。3、面粉廠:北京面粉廠工人每月七八元至十一二元;無錫面粉廠工頭每月約二十元,工人最大十元,最小四元。4、礦務局:唐山開灤礦務局工人中,頭等氣電機匠每日一元至一元八角五分,二等氣電機匠二角五分至一元,井上小工二角至二角五分,井下小工二角五分至三角五分。5、鐵路工人:唐山京奉路制造廠工人中,匠目、工匠每日三角至一元八角,工徒自二角二分起,每年增薪一次。等等。

           

          工人們這個收入,如果糧價繼續暴漲,生活很快就受到了影響。糧價上漲使囤糧的地主商人獲得了收益,饑民們挨餓,工人們被迫無奈強烈要求增加工資。

           

          缺少組織的工人們,很快就在廠主、經理、大班們應許每日加5分工錢后,就安心回去上工了,每日繼續勞作12-14個小時。他們并不知道自己的權利,直到11月21日,上海機器工會才在白克路(今鳳陽路)上海公學召開成立大會,當天,孫中山、陳獨秀出席,近千人參加。

           

          工人們怕失去工作,因為能替掉他們的人太多了。

           

          1920年中國到底有多少人口?

           

          1910年,當時的清政府做了第一次人口普查,統計得出總人口是4.03億人口,10年后,學者們依據不完整的資料整理認為當時人口在4.47億左右,其中江蘇、山東、浙江三省人口密度最高,江蘇的人口密度高達314人/平方公里,山東超過190人/平方公里,浙江接近180人/平方公里,河南、直隸兩省人口密度170人/平方公里。此外還有湖北、江西、安徽、湖南、廣東、福建人口密度在100人/平方公里至149人/平方公里。

           

          “過密化”一直是東部平原地區的夢魘,自耕農人均耕地面積狹小,難以養活家庭,更為嚴峻的是,由于缺乏動員和規劃,修建不了大規模水利設施,對洪水、干旱都束手無策,農業技術遲遲未有進步,導致農民們耕種所得尚不夠糊口,難以大規模商品化,即使進口大米加上運費價格稍高于國內大米價格,仍大規模進口彌補缺口。而需要機械加工的面粉,外商也一度有巨大優勢。

           

          “過密化”、饑荒使得大量農業人口要轉移,被迫背井離鄉謀生路。在福建廈門一帶,人均耕地面積持續縮小,各種作物產量減少,大量年輕人拋棄耕地,下南洋。河北、山東的農民大批向東三省移民。而江浙徽的農民則涌向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城市。上海、武漢等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其中上海市人口超過了250萬。

           

          一戰期間,受益于列強無暇東顧,以及戰爭物資需求,中國沿海沿江的近現代工業有了一波快速發展,1912年至1920年中國工業年平均增長率為13.4%(有其他學者測算是7.7%),這在國內局勢動蕩年代,簡直是奇跡。

           

          與當時在饑荒下掙扎求生的華北大地相比,沿海沿江城市工商業的發展更顯得魔幻。彼時的中國,已經不單是“二元經濟”(傳統/殖民經濟、半封建/半殖民經濟、鄉村/城市經濟)可以解釋的了,它在宏觀層面已經被分割成了一個個被控制的“孤島”,缺乏統一的中央政府行使主權和行政權,微觀個體的命運如飄萍般聽天由命。

           

          在地方軍閥控制的農村地區,百姓窮困潦倒,生存困難;而殖民者控制的大城市,租界林立,則虹吸了周邊的人口和資源。工人工資相對于農地產出有較大優勢,是后者的3倍,加之外糧的沖擊,江浙一帶農地價格相對下跌,除了農民進城務工,很多鄉下地主寧愿賣掉田地,搬去城市居住,旺盛的需求導致上海、天津、武漢、廣州等城市的土地、房租價格暴漲,可謂寸土寸金。

           

          1919年前后,中國產業工人總數增長到200萬人左右,加上其他非產業工人,已經超過2000萬。1920年,上海是全國各地工人人數最多、工人比例最高的城市,產業工人約有30萬人,加上其他行業的工人,總數超過50萬,占人口比例的20%。房東可以收租,而工人所得除去房租、吃穿用度,已所剩無幾。

           

          幸好城市的工作崗位還在持續增加。1912年-1919年,因需求和“人口紅利”,華資紡織業、面粉業發展最快,火柴、榨油、造紙、化工等輕工業也發展迅速。到1920年,全國工礦企業增加到1759家,資本額50062萬元,分別增長了152%和51%。高漲的“國貨運動”,一度在某些領域出現了華資產品份額快速趕超,榮氏家族成為名噪一時的工業巨子。

           

          但即使經過多年高速增長,彼時中國整體工業實力還非常落后,近代工業占工業總產值比重也不到20%,大量生產資料依然依靠進口,能占到進口貨物總值的28.5%,“工業進步只限于最主要口岸”。

           

           

          機械制造業雖然有所進步,但沒辦法制造煉鋼冶鐵設備、紡織機械、發電機等機器,重要的原料大煤礦、大鐵礦也大多是外國資本控制。交通運輸方面,北洋政府共舉債2億2677萬余元說要修筑鐵路,結果大多被挪作軍事、行政費用,沒多少用于筑路,九年間總共修筑鐵路不過一千零六十英里。無論是內河航運還是外海運輸仍操縱在外商手里。也就是,上游原材料、中游設備、物流都被“卡脖子”,華資企業只有在下游暫時有競爭力,還局限在一個個區域市場里。

           

          局部城市的繁榮帶來了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那就是金融業快速膨脹。僅1918年、1919年兩年,就有96家銀行成立,股東們與當局都有著千絲萬縷的密切關系。此外,錢莊數量也快速增加,1920年,僅僅上海就有71家錢莊,所控制的資本超過了1913年的5倍。

           

          銀行-錢莊大踏步的發展,導致了一個頗為奇異的局面,那就是在工業、交通運輸業等“硬實力”產業上,外資具有優勢,但在金融業資本上,中國資本的規模卻遠超了外資。當時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關系極為密切,互相持股和輸送。

           

           

          1919年,紡紗廠每支紗的利潤比1913年增加了70%,錢莊的利潤也增加了74%,一些重要公司的利潤增加了20倍,有的甚至50倍,紅利高達30-40%,有的甚至90%。受益于當時獨特的“官利”分紅制度,股東、債權人、錢莊分得了巨額報酬。至于工人工資,僅僅上漲了10-20%。大量農業人口的涌入,使得企業主有著極大的壓價能力。

           

          這波金融-產業的擴張,看上去是中資金融業的勝利,其實只是表面,龐大的華資金融業資本是建立在層層“加杠桿”之上的。

           

          當時外資銀行主要對洋行等外國在華企業融資,外國銀行會將多余的資金拆借給中國錢莊,讓其擴大經營規模。中資銀行要求客戶要有抵押品,而錢莊則要靈活得多,存貸匯、票據都可以做,加上中資銀行的實繳資本其實并不多,119家銀行總實繳資本不過區區1.5億,所以不得不靠疏通政府關系發行紙幣,以高利貸向錢莊貸款,又以高息攬儲吸收極為短缺的流動資金,以不多的資本金,通過負債擴大規模。

           

          存款和借款都是高息的,還要支撐發行幣值,中資銀行就不得不尋求高風險高利潤的業務,除了購買政府公債、國庫券,就是參與金融投機。1920年上海第一家由國人創辦的證券交易所成立,僅半年時間就盈利20萬元,一時刺激到了所有人,各種類型的證券交易所、商品交易所如雨后春筍般成立,上海灘的大佬紛紛入股,投機從股票、棉紗到煤油、木材、火柴等等所有能投機的標的。

           

          銀行和錢莊趁勢將錢借給投機者,以證券抵押來換取貸款,兩個月為限,賺取高利。投機者從錢莊、銀行借來高利貸除了投機股票、商品,有的干脆找大佬合伙自己開交易所坐莊,炒自家股票。前粵軍第二支隊司令在滯居上海期間,也帶著小弟們做起了交易所投機生意。市場越來越狂熱,一些工薪階層舉債參與。

           

          彼時并無中央銀行,也缺少有強制力的金融監管機構,無人監管下,這場投機狂歡一直持續到了第二年,無數實業家、金融家、軍政要員、普通人卷入其中。

           

          其實埋葬這場投機狂潮的伏筆已經悄悄埋下,喘過氣來的外商們在1920年搞起了傾銷,以壓制當時稍有崛起苗頭的中國紗廠和布廠。尤其日本紗廠,以前把大部分棉紗賣給中國商人,由他們提供給織布中心,現在日商自己大力擴張機械化織布機,短短4年擴大了3倍規模。

           

          缺少政府保護、最終貸款人支持的中國廠商,美好時光即將結束。金融超過實業的虛假繁榮難以為繼,一年多之后,金融危機襲來。

           

          03

          道路

           

          1920年春夏之交,湖南長沙爆發一場瘟疫,感染者頭痛腳軟,走著走著就可能倒地不起,7日內傳染了幾十人,死亡9人。人們惶恐不安,萬幸的是夏季來臨,高溫之下,疫情很快就過去了。

           

          瘟疫雖然過去,但三千萬湖南人還是憂心忡忡,北方皖系、直系、奉系正在加緊備戰,隨時都可能爆發戰爭,湖南作為南北要沖,歷來都是兵家必爭之地,雙方的混戰是否戰火蔓延到三湘大地,誰都沒有底,況且,彼時的湖南督軍張敬堯出身皖系。

           

          張敬堯此人橫征暴斂、貪婪殘暴,對湘人更是犯下了種種罪行,1918年,他所率的第七師在株洲、澧陵燒殺搶掠,無辜民眾死者 10 余萬人,戰事結束,澧陵縣城“僅遺二十八人”。

           

          在1919年11月,范濂源、熊希齡等名流168人聯名向北洋政府控告張敬堯在湖南的累累罪行,要求撤換掉他,“驅張運動”由此而起。當時湖南、湘籍人士、學子紛紛出工出力,將張敬堯的罪行公之于眾,全國各界群起聲援。

           

          但彼時主政的皖系對湘人的訴求置若罔聞,站在了張敬堯這邊。12月2日,就在平江各界舉行驅除湘督張敬堯運動,聯合發表《驅張宣言》時,張敬堯派武裝鎮壓了長沙的焚燒日貨運動,湖南人憤怒了,社會各界組成“驅張請愿代表團”,《湘江評論》前主編帶領同仁分赴北京、衡陽、常德、上海等地開展請愿、宣傳,在報刊上發表大量宣傳文稿。

           

          轟轟烈烈的“驅張運動”,并未能把張敬堯拖下馬。但1920年6月11日,事情有了轉機,湘系軍閥譚延闿見張敬堯盡失民心,率3000人部竟擊敗了張敬堯的7萬北洋軍,將其驅逐出境。譚延闿主政了湖南。不久,北方直系奉系皖系混戰,直系奉系聯合驅逐了皖系,張敬堯改換了門庭。

           

          譚延闿為了排斥外省軍閥控制湖南,早就提出了“湘事還之湘人”的口號,重新主政湖南后,更是多次全國通電,宣布 “湖南自治” ,避免湖南重新成為南北方可能開戰后的戰場。這一提議說到了眾多湘人的心坎,1918年戰爭的慘狀猶在眼前,湘籍青年知識分子紛紛撰文支持,一時間,“湖南自治” 轟轟烈烈。

           

          “湖南自治”吸引了全國的目光,當年10月,英國哲學家羅素、美國哲學家杜威到中國訪問,26日羅素在長沙做了演講,《大公報》邀請特約記錄員做記錄。羅素的演講旁征博引,洋洋灑灑,但并未引起這位記錄員的共鳴,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羅素的理論是,“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

           

          現實要比羅素的理論世界要殘酷得多。外有列強虎視眈眈,內有掌兵的軍閥割據混戰。湖南的地理位置決定了,一旦南北重新開戰,必為戰區。而湖南戰亂多年,財困民窮,整個湖南堪稱近代工廠的企業不到30家,并無多少現代工業和實力,無法抵御“大風和海潮”。

           

          在過去研究范式里,中國近現代是“沖擊-反應”模式,所假定的是,傳統中國是個“停滯”社會,缺乏內生性的改變和突破,西方列強的入侵,“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先從技術然后到制度再到文化的全面打擊,中國傳統的“天下秩序”解體,被迫緩慢向近代社會演進,其中又出現反復,每一波“沖擊”,都有“回應”,近代社會發展完全被入侵所推動和左右。

           

          這種研究范式現在被詬病帶著“西方中心主義”,但從近現代經濟分布來看,中國的經濟變遷的確是被沖擊的結果,彼時工人階級在全國的比例還不到5‰,主要在被迫開放的沿江沿海大城市,從東到西逐級遞減。幅員更為廣闊的農村,還是傳統農耕為生,數億人被災荒、地租、進口農產品反復收割,完全看不到希望。

           

          并且自民國起,土地就向掌權的新貴們手里聚集。在湖南省新化“陳家有田五十萬畝,聶云臺家有十余萬畝”,“趙恒錫家、劉坤一家、及洞庭湖畔多數湖田地主,其所在地都在一萬畝以上”,諸如此類。

           

          其他省的情況大同小異,大大小小軍閥們擁兵自重,兼并土地、入股工商業,與新興產業、金融巨頭們聯姻,他們背后也都站著列強和代理人,向列強、外資銀行舉債擴張軍備,再出賣主權和領土、以武力搜刮民脂民膏、種植鴉片償還債務。

           

          而當時影響中國最大的列強正是日本,連羅素都敏銳看出,“日本人看哪一派系要贏,就給這一派的對頭撐腰,這樣中國國內還是亂局”。政治上的不統一,將會使得中國可能永遠都淪為列強們的奴隸,“我們必須對以下三種可能進行區分。(1)中國可能受一個或多個白人國家奴役;(2)中國可能受日本奴役;(3)中國可能恢復自由。”

           

          彼時四分五裂的中國滑落到悲慘的“寡頭普力奪社會”,已經無路可退。

           

            

          對于中國之未來,羅素只是泛泛地說中國人“很有必要培養愛國精神”,“建立有序政府,在中國人管控下發展工業,推廣教育”,但如何在列強環繞、暴力橫行的世界里實現這個目標,羅素并沒有切實可行的方案。

           

          一戰的慘烈和巴黎和會的“強權即公理”更是讓很多知識分子對西方列強和說教幻滅。年輕的學子們無不憂慮和失望,“歷史上凡是迪克推多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或軍閥主義者,非等到人家來推倒,決沒有自己肯收場的”,他們決心尋找一條全新的道路。

           

           1921年7月,心身疲憊的羅素扶病返回英國,此后,他陸續在報刊上發表關于中國的評論。也就是在那個月,中國上海,在長沙曾給他的演講做特約記錄員的年輕人,與同志們共同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

           

          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后記」

           

          我在上海待了多年,現在旅居北京已經10年,每次走京滬線時,總喜歡靠窗,望著窗外掠過的大地,從冬季的蕭瑟土黃,到夏季的郁郁蔥蔥,從江南的河網水田,到長江沿岸的山巒,再到華北大地的一馬平川,穿過無數熙熙攘攘的城鎮,回到這座千年大城。

           

          北京、上海是中國最重要的兩座城市。1920年,從上海到北京需要走滬寧鐵路,在南京上渡輪,換乘津浦鐵路客車,到了天津走京山鐵路京津段。那年,在津浦鐵路沿線,你會看到很多逃難的災民,他們準備扒上火車,試圖穿過干旱的大地和炮火紛飛的前線,逃往各方。

           

          81年后,當我坐在京滬線高鐵,翻閱資料時,當年的汽笛聲、窗外的哀嚎聲、遠處的炮火聲,仿佛并不遙遠。

           

          1920年的前一年,巴黎和會上,作為戰勝國的中國卻被列強欺辱,被繼續瓜分國土和主權,國人無不群情激憤,“五四運動”轟轟烈烈爆發。1920年,天災人禍,北洋政府草菅人命,舉國深感非得找尋新路。1921年,就成了關鍵性的一年。

           

          那么,1921年到底發生了什么呢?回到北京,看到《1921》上映了,那就去看看吧。彼時的上海灘,形勢波譎云詭,日本加緊滲透,歐美列強和代理人把持著租界,嚴防進步力量。那些年輕人想盡辦法躲避巡捕、間諜追殺,冒著危險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他們當中很多人,不過二十七八歲。

           

          雖然在文字里無數次閱讀過1921,但當觀看到《1921》的影像時,熟悉的石庫門里弄里,100年前那驚心動魄的一幕幕,依舊讓人心緒澎湃,那些年輕人真摯的理想,穿越時空,至今看來,仍讓人動容。少年中國,從那一年步履蹣跚起步,前方強敵如云,身后國難深重,他們當中的很多人,用生命證明了對這片土地的忠誠。

           

           

          那段歷史終究不應該被忘記,尤其下一代,應該帶他們去影院看看,重溫崢嶸歲月。不忘初心,方不懼前路。

           

          參考資料:

          中國社科院.《一九二零年代的中國》

          董安祥等.《1920年中國北方7省(市)大旱的災情及其成因》

          王鑫妄.《1920年華北五省旱災評述》

          王印煥.《民國時期冀魯豫農民離村的逃荒性及其社會后果》

          楊海貴.《清末民初人口研究(1901-1920)》

          于首濤.《1920年前后中國糧食進口問題初探》

          李文海等.《中國近代十大災荒》

          呂慧峰.《民國九年海原特大地震及賑災安置》

          崔艷紅.《1920年海原大地震與北京政府的對策》

          王偉等.《論民國時期河南地權分配的趨勢》

          周利生等.《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中國思想界的變化》

          吳申元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

          李新主編.《中華民國史》

          劉佛丁主編.《中國近代經濟發展史》

          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1912-1949年)》

          羅素.《中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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