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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的鄉村,誰的田園?
          日期:2014/9/18 9:02:59 人氣:2587

              “鄉村”在中國,是一個波及面太廣太深刻,連城市人很多時候都深受其影響的名詞。對鄉村的實體記憶也罷,城市人回歸田園的情愫也好,埋在整個中國近代文明深處的,是有相當分量的鄉村元素。所以并不奇怪,當近日哈佛社會學博士周韻與負責鄉村建設項目“碧山共同體”的藝術家歐寧在網上以“碧山計劃”為焦點筆戰時,看起來是一個小眾范疇的知識分子話題,依然讓很多人再一次認真思考了鄉村這個命題。
              碧山計劃發起人——藝術家歐寧和左靖,在2007年第一次造訪徽州碧山農村時,就被這里的自然和人文所吸引。他們創建的碧山共同體,希望通過知識分子回歸鄉村,在當地創建一個共同生活的烏托邦的藝術計劃,并能推動、改變農村地區的經濟文化生活。周韻指責歐寧在碧山項目中過多注入了城市知識分子的精英特色和審美趣味,但當地老百姓卻極少享有鄉村建設的成就,甚至連路燈都沒有。在周韻眼中,這種城里文化人與當地百姓之間巨大的“區隔”,甚至不如宏村這樣完全商業化、地產化的鄉村改建對農民更具實惠。
              碧山爭論的核心就是,這是誰的鄉村?誰的知識分子情懷?誰在努力嘗試回歸鄉村回歸田園的可能?誰在重視那些區隔?我們并無意評判碧山計劃的對錯,因為任何一種實踐都不能在短期內得出結果,而且任何一種質疑對實踐者都有益處。我們只是希望在其他的鄉村建設實踐者身上,看到他們的努力。
              河南有個郝堂村
              中國的村莊差異性大,生態倫理文化宗教都包括在其中。中國鄉村建設院和中國鄉村規劃設計院院長李昌平同樣強調了今日鄉村沒有主體性的事實。“很久以前,中國的家族時期是由家族經濟做支撐的,村社時期是由村社集體經濟做支撐的。到了鄧小平時期搞單干,農民共同體的作用被忽視,他們失去了主體性。在這種經濟薄弱的條件下,外面的人一旦帶資源去,農民就覺得他們什么都懂什么都會,這就是缺乏主體性的結果。鄉村建設是一個非常復雜的事情,在主體性消亡之后我們需要修復這個運行系統,讓其能恢復自主運行。”“其實碧山共同體中的‘共同體’這三個字用得相當好,但是共同體在他這里還只是一個詞。我們今天所講的鄉村共同體是村社共同體。既發展經濟建設社區又治理社區,而且有統一的產權財權私權和職權。如從社會學意義去講它屬于一個鄉村的系統性修復,是對共同體的建設。”
              李昌平強調了下鄉不是剝奪農民資源,他舉了河南信陽郝堂村的例子,那個村子是2009年開始建設的,現在每天差不多有上萬人前去旅游。原來那個村子屬于貧困村,經過這么多年的建設現在村民家家戶戶開館子,沒有商人去剝奪他們的土地而完全屬于他們自主的,也沒有資本注入。“我們一進入那個村莊是從金融養老開始做起,使農民的土地農耕可以抵押貸款,然后搞新農村建設,垃圾分類,污水處理,環境改善,對農民進行培訓……現在鄉村自理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這是很多人共同努力的結果。去年公布了十二個美麗村莊,郝堂村也算其中一個。”
              也許山野自然間的情懷和知識分子的“鄉村烏托邦”是可以找到一個點平衡的,也許一切還需要時間。談起碧山共同體,李昌平說只要和農民不矛盾,實踐者的嘗試就是有意義的,而質疑同樣有意義。“建設一個好的村莊需要很多人的共同合作,它是一個開放的平臺,誰都可以到那里去創造價值,當農民的自主性增強,它是可以吸引很多人去那里創造價值的。就像馬云搭建了平臺,淘寶商家在平臺上創造價值一樣。”
              黟縣有個碧山書局,郝堂村也建了一個書屋,叫郝堂岸的芷軒書屋,是郝堂村回鄉青年建的。李昌平說,那是一個供村民看書喝茶聊天的書屋,村里很多的老人和小孩都可以去那里看書,相當于一個公共空間。也不是很大,幾十平方米,主要受眾群是村里人,也有一些城里人到那里喝茶聊天,現在已經成為村里的男女老少最喜歡去的地方了。村民可以自己帶茶,茶水免費,如果你自己不帶茶的話才需要付茶錢。“進入郝堂村前我們當時討論說‘前三十年看小崗后三十年看郝堂’,在建設一個理想村莊的初衷下,鄉村建設規劃院始終充當著協助者的角色,培養農民的主體性。我們在建設郝堂村的時候一直記得一個基本概念:別人在搞農村城市化,而我們要把農村建設得更像農村。”
              當“碧山”提出一種可能
              《中國在梁莊》中有這么一段話:“所謂村莊的整體面貌,就是一個個生動的、相互糾結的家庭故事,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這是只有把血液融入這一地方,經過漫長歲月沉淀的人才有的感覺。每一個村莊都是一部歷史……”《中國在梁莊》和《出梁莊記》是這些年來引起轟動的記述當代中國鄉村變遷史的著作,通過展示一個村莊將凝縮的中國帶入大眾視野。用當代作家閆連科的話說,這是一個民族命運的當代畫影。
              在碧山計劃的筆戰中,知識分子在鄉村建設的精英主義鄉村是誰的鄉村?兩本《梁莊》的作者梁鴻說這是一個偽命題。“它當然屬于所有人了,誰都可到那里住一住玩一玩,但是問題不是這么簡單,這涉及到一個生存和審美層面的問題。如果說有聲音質疑碧山共同體的實踐者只顧自己趣味而沒有更多的從農民角度考慮,但其實農民的角度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角度?我們誰都不太清楚,都是懵的。”“很多時候我們對農民的想象太簡單了,認為農民只考慮生存問題。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確實為錢所困這是事實,但我們依然和他們存在共通的精神。從這種層面來講,我不認為碧山書局就非得要辦成農家書屋那樣才可接受。”
              碧山書局是黟縣碧山計劃中的一部分,也是這次碧山計劃遭質疑的一個點,里面書的總碼洋過百萬,一個筆記本賣108元。“精英主義”和“區隔”被一而再地提出來,在碧山實地考察兩天的哈佛博士,沒看到一個村里人光顧祠堂改建的書局。這個有“一整面書柜錢穆先生全集、賣108元牛皮筆記本的書局”的受眾到底是不是村民?
              但梁鴻認為現在就下結論說“碧山書局”是和當地的村民沒有任何關系是過于草率的判斷。“如果說它一兩個月沒有村里人進只有外來客,也許第三個月第四個月就有人進來了。假如一個村里的年輕小伙子有一天帶著他的朋友進來翻了半頁書,那就是有心人。在一個空間里,只要存在那兒就有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就像我們小時候認識新生事物從中受到某種隱隱約約的感染一樣,有一天某個偶然就啟發了你對世界的一種看法。村里的書局是開放的,這種融合會慢慢地來的,不可能期待一下就出現共融的場面。”
              梁鴻在這些年對鄉村的觀察中,發現今天的農村和農民已經失去了主體性,農民實際處在一個飄泊的狀態,他雖然表面上生活在鄉村,但其實心已經不在鄉村。對于很多人來說,鄉村只是他不得不呆的一個地方。梁紅認為:今天我們對鄉村的想象和重建來自是多個層面,那么鄉村當然可以有像碧山共同體思路里這種類型的鄉村。知識分子所要解決的是:當你有這樣一個藝術計劃時,你要考慮到怎么樣通過你來影響村民,而不是一定要扶救村民。事實上我覺得歐寧不會那么簡單地把資產階級小知識分子的理念植入碧山,我看到的是他一直在尋找某一種道路,在調整吸納尋求一個新的方向,并不斷地在修正。
              實踐者一定是會帶著自身的審美和趣味介入的,他必定有自己的想法。“一個人要到鄉村里去,趣味是他的基本前提這無可厚非。我了解到歐寧到各國參加鄉村的實驗,到泰國、日本、法國等去收集各種各樣的模型然后拿回來研究。他需要在碧山實際操作中不斷地修正自己,這是一個不斷學習不斷敞開的過程,因為任何實踐者如果只完全按照自己的趣味那么肯定會走入偏執。”
              2011年梁鴻去參觀碧山時也去看了宏村。對于西遞和宏村,梁鴻形容那很像一種“文明遺骸”的形態。“農民的生活被展覽、被觀望,活著的生活形態停止了。所以當我看到碧山共同體試圖在嘗試把活的東西加進去,使得鄉村文明以某種生活方式繼續存在下去時,相對于西遞宏村來說我更傾向于碧山。作為我們這樣的旁觀者,歐寧所遇到的實際的矛盾要遠遠大于網上一些評論的指責,我想歐寧如果有足夠的自省能力,他還是會慢慢地往前去走的。他提供了一種鄉村的可能,并不斷在修正,這是可貴的。”
              在鄉野祠堂間的知識分子們
              2011年本報就“碧山共同體”對歐寧進行了采訪,這個在筆戰中被夸張成單以情懷帶動一切實踐的“實驗者”,從一開始對中國農村近乎殘酷的現實了然于心。歐寧是從農村出來的知識分子,他了解鄉村并沒有那么理想化和美好,所謂的鄉村情結是一種想象,而中國的農村是一種殘酷的現實。
              作為目睹農村熱鬧公共生活景象漸漸消亡的知識分子,歐寧企圖通過“碧山共同體”讓人們追憶跨越了童年。一開始他對這種農村現狀的荒涼生活和它的歷史根源很絕望,“于是我讀書上學把這種農村的根除掉,經歷了一大圈后,又開始‘尋根’了。”
              一群知識分子們在鄉野里的糧站和祠堂間與農村進行交流時,他們在嘗試對當地村民展示農村古老的公共生活文化,也希望點燃知識分子們“到鄉間去”這種生活方式理念的激情。起碼在最初,歐寧和其他參與者們始終強調了知識分子和農民在碧山計劃中完全平等的基礎思想。他也不希望碧山計劃會讓那個村莊演變為一個類似“宋莊”的藝術家群居地。其實,哈佛博士周韻對碧山計劃的種種質疑,是以對“精英文化”進行反思為出發點,希望發起人能重新審視定位和權利。事實上,既然是摸索和不斷修正的過程,就需要有探討的聲音出現,質疑在很多時候是一劑嘗起來苦口的良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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