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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中國城市要走美國的彎路?
          日期:2014/9/3 10:22:27 人氣:2729

              說起蘭喬圣菲(Rancho Santa Fe),你或許會想到,在氣候宜人的加州南部,坐落于高爾夫球場和網球俱樂部之間的豪華社區。但對我而言,最熟悉的蘭喬圣菲卻在上海郊區——它是加州時髦郊區的中國翻版,代表了最理想化的住宅區:紅瓦屋頂,茂盛草坪環繞車道,一旁還有籃球架。每個車庫中停著至少一輛車,赤陶花盆里鮮花盛開,配備了網球場和泳池的俱樂部隨時為你紓解一天的工作壓力。開發商為讓人們更容易看出其中的關聯,還特地將此也命名為“蘭喬圣菲”。
              不久前,我乘坐一輛老舊的別克車,在茫茫車流中從蘭喬圣菲一路蹭到上海市中心。這一過程讓我清楚地意識到,中國的開發商不只是照搬了加州的地中海風格建筑。中國的規劃者和決策者重復了發達國家城市設計的問題,建造蘭喬圣菲這樣的大社區,導致加州車流堵塞、城市蔓延的問題在中國城市上演;在中國,加州夢成了一場夢魘。
              中國1990年代的經濟改革,掀起了歷史上最大的遷居城市熱潮。在中國,高樓大廈正拔地而起,城市抓住了發展的絕佳機會。中國本可吸取洛杉磯的教訓,不必把城市建得滿是交通堵塞;也可以避免巴黎郊區那樣的問題,美國人稱其為“城市瘡口”。
              但中國卻仍要重蹈覆轍,在過去十幾年里,中國的城市規劃者和政府官員仍照著失敗了的路子走,他們照搬早被歐美國家舍棄的觀念,一次次嘗試并失敗。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大學中國城市規劃主管宋彥說,中國城市規劃部門“本質上犯了所有西方世界犯過的錯”。
              她回想起10年前,一位美國規劃代表與中國官員討論是否要取消北京的自行車道、給機動車騰出空間的事。“那個美國人說:‘請不要那么做,我們曾經就犯過那樣的錯,別重蹈覆轍。’但在那個時代,如果你也患有那種現代化情結,和所有人一樣喜歡汽車——也就會不幸地和那些規劃者一樣,對美國人的意見置若罔聞。”(數年后北京開始后悔了,并從2010年開始試著重新造回自行車道。)
              此外,中國領導者還照搬了達拉斯市(美國德克薩斯州東北部的一個城市)的汽車文化和亞特蘭大市的無盡擴張。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和其他一些設計者倡導的“公園里的高塔”式住宅樓,正在上海和蘇州再次興起——就先不說其他地方的混搭風格了。為了緩解住在里面太過擁擠的感受,里面往往種上灌木,像蘭喬圣菲這樣占用大片土地的社區就涌現出來。這種小區的住戶是造成交通擁堵、環境污染的原因之一。這其中也包含另一個典型問題,中國的城市規劃者應承擔一部分責任:他們企圖建出一個休斯頓式的玻璃高樓組成的金融區,卻不知這樣的地方不能居住,人們一到晚上就會離開這里,離人們的住所也遠。
              不僅是中國,這種觀念在世界各地都很流行。而交通擁堵、空氣污染、資源浪費日益嚴重。2011年,IBM的一項調查顯示,北京和深圳的通勤是最糟糕的,僅次于墨西哥市。如今在北京,汽車尾氣產生的PM2.5污染占三分之一。世界銀行3月發布的報告顯示,中國城市擴張已導致國家耕地“逼近1.2億公頃的紅線”——換個說法,就是“糧食安全的最低保障線”。
              這使得中國市民憂心忡忡。離蘭喬圣菲不遠,還有一處宏偉豪華的楓丹白露別墅區,這片地從前是用來種糧食的。“這片地被濫用了,本應該種稻谷的。”幾年前,我一位鄰居抱怨說。他住在一幢老舊但體面的屋子里,在一片長度不及床墊的地上種著各種蔬菜。
              中國城市的“既視感設計”(注:即到處都看到類似的城市設計)狂潮,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政策支持房產像珠寶一樣可以抵押。地方官員把地產賣給開發商,很大程度上助長了這樣的現象。那些開發商把城市擴張得越來越大,離市中心越來越遠。根據《中國日報》的報道,去年,土地銷售占了地方政府稅收收入的55%;在2010年,這個數字在部分城市甚至高達80%。
              “在中國,土地歸政府所有,政府把土地賣給開發商,這筆錢就是地方政府在這塊地上獲得的最后收入。然后呢?政府再去賣另一塊地。他們要著手建造一個更大的城市。”在建筑和城市規劃方面工作10余年的Chip Pierson說,“因此他們想建設科技之城(technology city)的構想,都只是空中樓閣。”
              政府官員在忙著賣土地,開發商們則忙著在土地上建起像蘭喬圣菲和楓丹白露那樣的單戶房屋。六臥房屋賣得比普通的公寓更貴,建造商就能很快撈回本。
              不過,中國的決策者對這些規劃問題沒有睜一只眼閉一只眼。2006年中國規定小區要有70%以上的房屋面積小于90平方米(注:即當時的國六條),這限制了奢侈用地,并鼓勵建造使用率更高的高層建筑。別墅建設延緩了一兩年,但Pierson認為項規定“之后鮮有提及”。他說,有時候開發商會和地方官員達成協議來繞開法令,官員會配置一些土地給別墅,這樣建筑公司就能籌夠造大樓的錢。另一種情況是公司直接騙政府,開發商知道每一戶的室外區域是實際區域的一小部分,所以他們總是造出有陽臺巨大的寓所,住戶能很容易地砌起墻,也就多了一間房間。
              這揭示出既視感設計泛濫之所以產生的深層問題:中國官員和購房者都陷入了其他地方的有產階級樂享的“成功陷阱”。舉例來說,他們都覺得要成為一個金融中心,首先必須看上去像個金融中心——也就是把芝加哥魯普商業區或倫敦金絲雀碼頭金融區復制過來。商業圈想要有個現代光鮮的外表,看上去似乎就只有玻璃盒一樣的高樓大廈才能裝飾出來。購房者們又和美國人一樣,有著住在白尖樁籬柵公寓里的夢想。
              “這是一種路易·威登情結:‘因為別人都穿路易·威登,我也得有一件。’”《新城市中國》(New Urban China)的作者Laurence Liauw說。“我們(中國人)想和別人一樣,想像棕泉市、菲諾港,或是任何一個最新潮的地方那樣。”
              “這并沒什么錯,”Liauw說,“但這對人文、環境和自然資源來說代價高昂。”
              三、四線城市——比如無錫、營口這樣的小城市——還遲遲守著那些舊模式不放。但在過去幾年里,中國的規劃部門為了有更具創意、更具可持續性的城市規劃已做出相當大的努力。
              今年春季,中國出臺了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它的思路和過去的錯誤思路幾乎是完全相反的,方案鼓勵建設更為經濟實用的基礎設施。中央政府引導的這項城市化進程,目標在于加強公共交通、增加“綠色建筑”數量、控制市區擴張以及重視城市居民的生活質量,而不是拼命消耗土地。
              中國的設計師和規劃者相信這將不只是一個口號,他們早在政策頒布前就看到了進步的訊號。Liauw觀察到,廣州和上海發展了更多公共交通;而深圳就像北京曾經做的那樣,開始還原自行車道。《氣候變化之際的城市主義》作者Peter Calthorpe,受聘去修訂昆明呈貢的建設規劃——一座擁有眾多高樓和8條公路、2010年卻有超過10萬套住房沒有住人的“鬼城”。Calthorpe著力把呈貢最初的設計調整得更合理,讓它成為中國其他地方也能效仿的模版。他主張建設既能居住又能用于商業的多用區域,設計緊密的道路系統以鼓勵步行和街道生活,發展密集的運輸系統讓人們在家門口就能坐到車。
              就連住戶們的品味也開始變化。他們不再被開發商們的奢侈營銷和印著“以華麗、經典的美國西海岸別墅為原型”的宣傳手冊所吸引,Liauw說,現在“健康、宜居才是開發商們宣傳新地塊時最最關注的方面”。
              只要保障這些新點子靈活施行,那些導致中國城市擴張、交通阻塞的問題就能迎刃而解。Calthorpe 說:“中國只要決意改變,就一定能做成。所以我覺得還挺樂觀的。”
              舉例來說,中國2011年的“十二五規劃”就呼吁要擴張鐵路系統。三年后,中國就多了10萬千米的鐵道、1萬千米高鐵線路和世界上最長的子彈列車。相比之下,加州2008年投資建設的洛杉磯-舊金山的高鐵的成效就很有限。
              在中國規劃部門開始考慮改變思路時,仍有些人在向美國西海岸看齊。不過他們不是被加州油耗巨大的高鐵和迅速擴張的市區所吸引,而是關注再往北去一點的一座城市,一個因可持續發展而聞名的城市——波特蘭。“波特蘭確實是個很好的榜樣。” 宋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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