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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經時代的君子淑女
          日期:2014/5/9 16:35:29 人氣:2505
              詩,是人類通過語言表達情感的一種美妙形式。
              先民在詩里,向我們傾訴文明初曙之際的欣喜和恐懼,自由的詩意中蘊涵一種“憂雅”的腔調。
              古代王者,設采詩官,征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由官府給他們衣食,讓他們“振木鐸徇于路”,在民間求詩,傾聽“男女有所怨恨”。
              這是從王官的立場,說明詩的來源,王者足不出戶,便“盡知天下所苦”以及民意。有意味的是,古人似乎就認定了詩不言福,而趨于訴苦言憂。
              民有怨憂,以詩傾訴,男女“相從而歌”,如春風初來,夕陽晚暮,悲傷之情一經詩化,如火烈烈之怨恨,便風化如云之絲縷,轉瞬煙消云散了,真是導民積怨的具有美感的機制。
              “天聽自我民聽”,采詩就是“自我民聽”,王在詩里,傾聽風。天子聽政,公卿、列士也獻詩,故《詩》除木鐸征風之外,還有大雅、小雅,而頌,則是祭祀先祖的歌。
              這樣的政治,當然很雅致。從西周到春秋,詩經時代的五百多年間,中國人就這樣“詩意的棲居”過來了。
              古希臘史詩,以荷馬個人命名,而中國《詩經》,則為國風;一為獨吟,一是大合唱。司馬遷說,古詩三千余篇,孔子定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三千多首詩,在黃河、長江之間大合唱,何等風雅!
              風詩的原始語境是“諷”,將內心的怨恨“諷”出來,哀而不怨,怨而不怒,美刺也。美刺是宣泄一種“憂”的情緒,向當政者傾訴,但要不失“溫柔敦厚”。人們吟詩成風,詩隨風而揚,“諷”之意味深長。言志的詩,風化的詩,從內心詠出而普世,成了國風,培養了“憂雅”的時代氣質。
              《詩經》有十五國風。十五國之地域,都在黃河、長江之間,大致囊括了當時的中國,包括今天的陜西、山西、河北、河南、山東、湖北。當時歌詩有“徒歌”、“弦歌”之分,“徒歌”想必就是清唱,而弦歌則必有樂曲伴奏,十五國風,均以各國樂曲伴奏。可見這場弦詩的規模。
              雎鳩的理想國
              詩經時代,士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要從邁出家門開始,齊家以女教為重,因此,周俗,尚女人之美德,慎女人之美色,推崇女人的母性和妻性。
              母性和妻性,都是女人在禮樂文明中的角色和身份,得之為“淑女”而“宜其室家”。《詩經》中所泛濫的“憂雅”氣質,沐浴了這個時代的女性。
              《詩經》十五國風,第一“風”,就是“周南”、“召南”。
              南,有人根據甲骨文,說是由鐘镈一類的樂器演變,為樂曲之名,所以,稱作“南音”,后來音失傳了,南還保留著,就稱之為“南”。另有一種解釋,依據的是地理方位,指周、召二公之治周,自北而南,從歧周到江漢流域,是為南國之南,“南土”、“南邦”之謂。
              關于周、召二公,也有爭議。有人說,指周初開國的周公旦、召公奭,也有人說,指后來“共和”的周公和召公。這兩種說法,在時間上,差了好幾百年,在空間上,對“南”的理解,也就大相徑庭了。
              如果放在周初來理解,那么我們就要考慮到武王當年一大舉措,即將岐周故地,以陜——河南陜縣為界,分而治之。周公居東都洛陽,向東南發展,稱作“周南”;召公居西都鎬京,向西南發展,稱作“召南”。
              南下,是周的發展戰略,周人采詩隨之南下。周地,東南有楚,西南為巴、蜀,故“周南”為楚風,而“召南”則為巴、蜀之風。傅斯年說,南國者,自河之南,至于江漢之域。很顯然,沒有分東南、西南,而是直指江漢。他指出,周朝在那里建了好多國,周邦之內曰周南,周畿之外,諸侯統于方伯者稱召南。“召南”是召公所作赳赳武夫之詩,此暫不論及。且看“周南”之詩,開篇就是“關關雎鳩”,是一首戰士與淑女之詩。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很耳熟的一首詩了,念起來上口,聽之入耳。詩以“關關”之鳥鳴起興,很提神,是春之聲嗎?是!那鳴春的鳥兒,倘佯在芳草萋萋、河水依依之洲。
              但我們忍不住要問:那雎鳩,究竟是什么鳥兒?顯然雎和鳩,是兩種鳥,可兩千多年來,人們卻習慣于將它們看作一種鳥。作一種鳥解時,難免有偏執,偏于“雎”,則以為是鷙鳥,或為鶚,《毛詩傳》說:雎鳩,是被王化了的雎呀。唐孔穎達《毛詩正義》引郭璞《爾雅注?釋鳥》將“雎鳩”解釋為雕類,江東一帶呼之為鶚,以江魚為食。而偏于“鳩”者,則強調雎鳩只能是鳩類,不可能為雎類,動物學里鳥的分類只有鳩鴿科,因此,詩里的雎鳩,很可能就是斑鳩什么的。還有人視鳩為大雁、葦鶯以及白腹秧雞等……
              傳統的解釋偏于雎,偏于雎者落腳于王官本位。現代的解釋偏于鳩,偏于鳩者回歸于自然。
              國風來自民間,成于王官。詩性有來自民間的自然,那是人民性;也有成于王官的標準,是禮教精神,因為《詩經》畢竟由王官加工而成。
              人民性并不排斥禮教精神,相反,當禮教精神初起時,那是從人民性中生長起來的,它表達了人民性的一部分,因此,《詩經》中的禮教精神,反映了一種優美的人民性,《詩經》之美,是人民自己的社會倫理教科書。
              禮教的危害不在禮教本身,而在于它被無所不包的王權無限放大以后,取代了人民性,掩蓋民生部分,而成為規定人民行為的教條,所謂“溫柔敦厚,詩教也”,扼殺了人民的自由天性。
              現代人往往用人民性的眼光來讀《詩經》,而排斥其中的禮教精神,忽略了原始禮教精神中的民生和自由的愛情,犯了和《毛詩》一樣的錯誤:割裂《詩經》。
              談《詩經》,當然要從民生為根本的人民性出發,而人民性在詩里表現為禮教精神,詩中君子、淑女,就是禮教精神的標志,顯示了高貴而優美的“憂雅”風范。
              禮教,本來是從人民性中開顯的精神之花,但它卻被異化。異化,始于秦漢大一統,是由于王的理念絕對化、制度化。大一統以后,禮教沒有精神,惟有名分,以人的規定性,使人不成其為人;以民的規定性,使民不成其為民;以名分解詩,把詩變成了經。
              《毛詩》釋“周南”之旨為歌頌周文王妻太姒的美德,為后世制定后妃之德的標準。《毛詩》將“雎鳩”納入名分,以“雎”為“王雎”,對于“鳩”卻視而不見。反之者,則障蔽了“雎”,以“鳩”為鶯、為鴿、為斑鳩……雖然穿透了名分,卻也丟棄了《詩經》里那原始的禮教精神,詩失其真。
              詩之禮教造就了詩性的國民,那就是雎和鳩。雎,喻君子之性;鳩,喻淑女之性。君子與淑女的“憂雅”之性,是周人的國民性。
              君子如雎,為鷙、為鶚,乃“赳赳武夫,王之爪牙”。淑女如鳩,君子之逑,君子打天下,淑女“宜其室家”。
              君子與淑女,為戰爭年代,提示了一種人生理想,令人心往,如《林海雪原》之君子少劍波、淑女小白茹,“萬馬軍中一小丫”,茫茫雪域中的美范兒!
              有如戰士詩人郭小川,滿懷激情歌詠秋天的團泊洼:戰士自有戰士的愛情,忠貞不渝,新美如畫……此時,他在呼喚生死相依的淑女出來吧!
              淑女之美,美在“窈窕”二字,如“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君子之于淑女,先是愛慕——“寤寐求之”,繼而交往——“琴瑟友之”,終于迎娶——“鐘鼓樂之”。屬于自然的禮儀,源于愛情,這就是原始禮教精神。
              君子拓土,淑女安家,這樣,國家戰略,就變成人生理想啦。從男女到夫婦,人生因了禮教精神而升華;君子與淑女,作為立國之本,成就了西周的政治文化,這便是所謂“正夫婦”而“風天下”也。
              《毛詩》已是漢人解詩,離《詩經》時代已很遙遠,但那也是一路沿著春秋人的風詩傳統走下來的,如季札評詩,就以為周召“二南”打好王道基礎了,因此,毛詩接著說:“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
              就此而言,毛詩尚能綱舉目張,提撕要義,再往下引申,就難免過度闡釋,甚至硬貼政治標簽了。對于解詩而言,往往解釋越多,失去越多。
              懷春是王道
              “二南”情詩,有25首,其中還有《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夭夭”,是淑女之姿;“灼灼”,乃淑女之容。詩中未言淑女一字,但淑女之美已躍然而出。哪一位君子如此有福氣,能讓淑女為他安家室?
              《野有死麕》吟道: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這樣純粹的愛情詩,會有禮教精神嗎?當然有的。這首詩依然是以君子、淑女為原型的,詩曰:君子狩獵,獵獲了小獐子,用白茅包好了,獻給淑女。
              為什么說是君子,而不是獵人呢?這就要通觀全詩了。君子本是戰士,并非科舉制下的儒生,平時就要以狩獵為實戰演習,有獵獲,乃常事。用白茅包著獵物,這獵物就變成了禮物,此乃君子向淑女行禮。
              記得當年齊桓公伐楚,管仲責問楚君:為什么不向周天子上貢包茅?可見包茅重要。因其沾水不濕,能滲酒,故天子祭神,不可或缺。酒灑包茅,滲入,表面不沾酒,卻從莖內濾下,以示神享。
              而白茅,為包茅一種,未成熟時色青,為青茅,成熟曬干后色白,為白茅,以白茅包麕,是對淑女的最高禮贊。不是任何東西都能成為禮物,只有通過禮儀,才能成為禮物,正是由于白茅,使死麕獲得了禮儀的形式。
              淑女“懷春”,與動物發情以及人的情欲發動,都不同。“懷春”二字,將淑女之內美一語道盡。春天多美啊!冰河化了,枯草綠了,枝頭花開了,小鳥飛來了,萬物,都在她的心懷里歡唱,愛醒了。
              彬彬有禮的君子,“吉士”,手持白茅,就如同現在手捧鮮花,來到這位淑女的跟前,“吉士誘之”,獻給淑女。于是,她在春夢里,隨“吉士”而去……《周禮·地官·媒氏》說,春天來了,男女自由相會,“奔者不禁”。周禮之制,居然還有愛的節日,所以季札說:美啊!王道始矣……
              若干年以后,就出現了胡蘭成筆下《山河歲月》里的情景:
              堂前有嘉賓,主人陪著在說話,家里的婦人與小孩皆覺得晌午的光陰如天如地,新婦出來到客人面前安箸布菜,檐下初夏的天氣照映得人的眉目和杯盤都是新的。客人問她話,她笑著回答,主人和她說話,她也含笑回答,有喜氣與謙遜,一只盤子里齊齊攤一把白茅,短短的好像蘭芽,白里隱隱帶青,是一種最清潔的顏色,而所謂白茅縮酒,就是撮幾莖放在杯盞里斟上酒,取它的清香,人乃覺得這白茅真的與眾不同了。詩經時代,詩的“美刺”意義是對王朝而言的,而人民則是為自己言而寫詩。詩的人民性,關注的是民生和愛情,只是詩經中男歡女愛之愛情的優美中,滲透了戰士之憂的家國情懷,雕塑了詩經時代女性之“憂雅”,大概這種“憂雅”,才是淑女風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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